杨体元传（下）
杨体元传（下）萃山中学的创办和发展，触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屡遭旧县长杨玉生反对。认为，这样做是破坏财政……为使学校办下去，杨凭着民众的意愿对马街街捐进行了截留。杨玉生对此极为恼怒，企图利用召开参议会之机逮捕杨。杨对此均有戒备，每次进城开会，都是马不卸鞍，兵不脱鎗，杨玉生不敢动手。朱杰更是发动师生揭露县长杨玉生摧残教育、破坏办学的罪恶，动员人民自立武装，做好应付冲突的准备。杨玉生一计不成，又以挪用县银行基金金圆券数百万元的罪名，向省民、财两厅捏词控告，诬陷杨体元侵吞美金购粮价券、包庇鸦片市场、征兵舞弊等。民厅根据一面之词，下令停止杨体元之县副议长职务，并勒令他到县听候杨玉生依法解决。他忍无可忍，在地下党的支持下，调集马街附近乡镇武装奋起自卫，准备还击敌人，初步形成了中国解放战争南方第一“反蒋自救军”成立的雏形对立态势。在此态势的对立中，1947年7月24日，杨玉生调集县常备队及县内其它团队武装600余人，突然进攻马街。杨体元在马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率联防队300余人武装自卫，经一天一夜激战，打退了杨武装的进攻。并将自卫武装拉上龙海山，依靠龙海山区人民的支持，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从此打响了云贵黔边区“反蒋自救”的第一枪，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展开武装斗争建立了极积的有利条件和基础。
他上山后，抛下了房屋财产、妻室儿女，改变了已经适应的生活习惯，重新回到当初的北伐军事斗争环境，可他并不后悔，也不孤立，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必然会取得胜利。在地下党员朱杰、杨晓、皇甫立本的鼓励和支持下，他毅然坚定了投身中国革命、向中共靠拢的决心勇气。
对此，旧县长杨玉生，一面以武力想扑灭革命火焰，一面利用各种报纸文件大肆舆论蛊惑人心，称杨体元是“江西共匪”对陆良赤化……等等。
为稳定形势，当时省政府主席卢汉，派督察赵正岳，拿着其私信，到陆良南山区撤卜龙村劝杨解散武装到昆明做合理解决。杨表示：“既已上山，不干也要干！”拒绝了此调解。赵返昆后，向卢汉报告了情况。卢复信要杨体元克日到昆。杨对卢政府的调解当时尚存幻想，驱车抵昆……但他内心矛盾，要坚持斗争，以马街、龙海山弹丸之地，怕难以持久；想和平解决，又怕误入圈套。其时，卢汉外出，由民政厅长杨文清出面与杨交谈，要他取一铺保在昆候案，待卢汉回时再解决。杨在此时思想斗争激烈，想：国民党的报纸已注销我是“江西共匪”，谁还敢保。此时朱杰随抵昆明，向中共云南省工委作了汇报，省工委很重视这一事态的发展，指示朱杰、杨晓继续做好杨体元的工作，又派其侄子杨守笃配合。经过耐心说服，分析全国形势，指出他在昆危险、和乎解决无望。杨深明大义，在我地下党的鼓励支持下，立定信心，决心走革命道路！于是化装出城，经曲靖回到陆良龙海山区，继续坚持“反蒋自救”的武装斗争活动。
为支持这颗中国民主斗争中自觉涌现出来的“反蒋自救”武装斗争种子走向革命，1947年6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杨的侄子杨守笃回陆良协助其武装斗争，10月又调许南波（化名郭澜波）、谢敏（化名张开翼）到陆良加强工作，组成了中共陆良特别支部。特支成立后，对陆良的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部署，确定工作重点放在龙海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党派到陆良工作的干部，都以杨体元的名义派到龙海山区当“老师”，开展“反三征”斗争。
为了表示同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同年11月14日，中共陆良特支与杨体元在龙海山区彝族山村雨古正式签定《雨古协议》，进一步明确革命的任务和政策，坚定革命信心。《雨古协定》签定后，根据革命需要成立陆良解放委员会，杨体元任解放委员会主任，许南波任副主任。在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各乡镇村寨组织起民兵联防队。利用国民党反动派暗中鼓励农民种烟，而义以“铲烟”为名，搜刮民脂民膏所造成的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尖锐矛盾，发动山区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抗铲及各种群众组织，建立秘密的龙海山区游击根据地，1948年4月14日（农历3月初6），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主力领导人朱家璧、祁山到马街，杨体元热情接待，商讨扩大革命武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动青年参加游击主力部队。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签订了《马街协议》。
面对陆良马街这燎原之火，国民党十分害怕和恐慌，同年5月，派驻陆良国民党中央军之577团奉命扫荡马街和龙海山区，杨体元、谢敏、朱杰等率领部份联防队及马街中小学师生600余人向弥勒西山追赶主力部队，6月抵达邱北舍得，在此整编正式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任命杨体元为陆良第三支队支队长，副支队长张天祥，下编7、8、9三个大队。部队整编后攻打邱北县城。7大队到广西会师整训，杨体元率8、9大队回龙海山区坚持斗争。
这年，形势发展很快，全县城周边坝、山区农村普遍建立民兵联防队及兄弟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新政权大部建立，对杨体元坚持革命的决心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国民党对杨体元的招抚并没有因此放松，1948年初，卢汉又派人送来省政府参议的委任状和私信，颁发“爱护桑梓”四个大字的匾额，劝其“六十老翁尚复何图，……要以地方安宁为重，快到昆明供职”等。杨对此再不含糊，直对来人告卢汉：“事到如今，我是不能回头了，请代我转告，谢谢他的关怀。”
旧政权对此没有罢休，6月又派曲靖专署刘纯到马街传达卢的旨意，要杨解散部队到昆明就职。7月，敌26军石补天派参谋长到马街，劝杨放弃起义，由石报请总司令何绍周，帮助解决问题。杨对这些招、诱均一一拒绝。事后，石补天经过周密布置，由陆良民团配合其军队，对马街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想以武力来征服。杨没有被敌吓倒，而是率部奋力抵抗，激战一天一夜后向龙海山区转移，坚持游击不止。
1949年初，旧政权又派曲靖警察局长周子高送来陆良、罗平、师宗、路南、泸西五县剿匪指挥和关防委任状，并附以卢汉的私信，仍要他以地方为重接受委任。杨再次拒绝并反写一亲笔信给卢汉，劝他在解放大军过长江以前起义。（对此，1950年杨到卢公馆赴宴时问起此事，卢汉答：“自己力量薄弱，不能过早发动起义。如果照你意办，那也得跟你一样上山跑跑了……”）
同时4月，滇东罗平、师宗、陆良、泸西、弥勒一带游击区基本上联成一块，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部决定建立“桂滇黔边区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任命杨体元、赵国徽为正副专员直到全国解放，杨以民主人士身份转任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等职，默默地为各族人民的团结，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作出有益的贡献。然而，由于天生的公正·义举的性格存在，在建国初期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杨因多次为全省、全县民生问题在政协会议上代言，而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1974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昆明，终年86岁。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彻庭纠正历史错误遗留问题中，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彻底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和对云南、陆良解放斗争的历史贡献。
历史就一怪圈，从一个坑拼命跳到另一个坑罢了。{:cry:} 风飞飞 发表于 2015-2-11 20:21
历史就一怪圈，从一个坑拼命跳到另一个坑罢了。
大体如此。{:5_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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