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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善恶两面。动物处于本能的欲望表现出来的恶，无所谓恶。而人类走出原始状态，进入私有社会后，为了个人利益的私欲，成为了激发出人性之恶的主要原因。为此，人们利用宗教来教化、约束人性之恶，用赎罪、入地狱、上天堂这样的话叫大家弃恶从善，并且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制管束人们，让人们在这样的管束中成为远离恶性的文明人。可是，在当今如此文明的世界，人性之恶在中国却处于一种释放的状态。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儒教、佛教的经典都在教导人们从善。但在中国，佛教只是摆出烧香拜佛乞求平安、发财的模样；儒教深入国人骨髓的仁爱，却只限于血缘、亲情、家庭之间的爱。而几千年来，忠君的教义却发挥得很好。在中国，我们这些国家主人和封建帝王时的臣民，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照样如此，国家只强调百姓爱国，而国家对百姓有没有责任、应该有怎样的责任，就连那个当了12届人民代表的申女士也不知道，否则她不会说出只有中国才有低保的话。她肯定以为，国家给普通百姓社保是地球上的新鲜事，中国有低保是文明中的文明。中国的大头百姓知道社保，也只是近几年的事。之前，中国人知道必须纳税，但不知道纳税是要让公家的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服务自己，给自己应有的保障。现在50岁以上的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对国家给予的那一点点好处感恩戴德。
封建王朝的忠君爱国，和现在只强调纳税却忽视社会保障的事，都是要求百姓单方面无私献爱，这样的爱国主义讲得再多，百姓对国家也是冷漠的。我怀疑如果抗战没有胜利，中国人会服服帖帖地做日本国的良民——中国人的这一德性从元朝和清朝的历史可见一斑。中国人有这种传统的德性，爱国的教育自然难一些，并且只要求他们单方面献爱，教育的内容又过于强调政治色彩，这种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很难有好的效果。国家叫百姓爱国，却不给他们相应国力的保障，百姓就会缺少对国家的认同感。道理很简单，辛苦工作却得不到奴隶主回报的奴隶，会爱奴隶主吗？对国家缺乏认同感的百姓，不会有多少社会责任心，自然善良不到那里去。
一个充满爱心的善良社会，一定是倡导平等的社会。让国民感到不平等的社会，大家会互相歧视，而且各种社会性的仇视会多一些，莫名其妙地伤害无辜者的暴徒也会越来越多。广大农民工虽然和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但由于薪酬、社会公共服务等各种待遇不平等，很难完全融入当地。失去土地本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种不平等的环境下成长，难免对社会有过激的看法，稍有不顺心的事，就有可能变成暴徒。而且我们是一个体制内外有别的国家，这样的体制是在用制度制造不平等。这些通过不合理的制度搞出来的不平等充斥着整个社会，这一切我们没有看到想改变的迹象。我们的国家虽然做了一些民生保障的事，但残疾人还得忧虑父母去逝后的生活，遇上大不幸的人仍然叫天天不应。按理说，国家应该通过关爱这些弱势者和不幸者，表现大爱，倡导大爱，由此让社会充满爱。可是，我们有这样的国力，却没有相应的国家之爱，社会的爱心难以激发出来。贫富差距太大，更是加剧了众人不平等的感受，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不仇富才不正常。
感到不平等的人，如何对国家有认同感，如何对别人有爱心？这样的人自然缺乏社会责任感。没有爱心、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对私利的过分看重。中国人最大的责任感只限于家，他们很少考虑亲人以外的人。这是我们的传统个性，但这样的传统个性，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至于表现出人性之恶来，毕竟农耕社会不像商品经济社会一样，人与之间有这么多交流，交流少了，也就少了对别人表现恶的机会。如今不同了，在中国，人性之恶被释放出来，中国人变得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短斤少两、劣质产品是小事，搞出要人性命的有毒食品、假药也是常见的事。有人说中国是“互害社会”，我认为很有道理。
这些问题的存在还能怪谁？怪我们有利己的传统德性？确实如此，但这一不好的品性是可以通过法治教化来改变的，没有法制的教化，东西方任何文化、任何国家的人，都会表现出“互害”的利己行为。我认为，现代人的文明更多是法治教化的结果，是法制约束出来的，现代文明人的精神就是法治信仰。有了交通规则，有了坚决执行规则的管理者，才会有遵守交通规则的文明人。交通规则深入人心，人们在无一辆车行驶的深夜，也会在斑马线处等待红绿灯。世界被中国人搞得闹“奶粉荒”，生活在世界工厂的中国人却信任日本的马桶、电饭煲——这些国家不是天生讲诚信难以找到假货，是因为人家的社会受到契约精神的驯化。中国人到国外消费上万亿，有不相信中国制造的原因。法制教化的文明只能是国家的责任。
可是，我们建国60多年，仍然不得不疾呼依法治国，这说明中国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就，却忽视了法治、忽视了社会的建设。我们的口号虽然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是唯经济论——只要经济搞好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先放一放，问题到了实在太有问题的地步了，便搞“严打”，搞运动式的反腐。制定好的法律制度，也因为缺乏民主监督而形同虚设；在土皇帝的天地下，权力大过法律，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公平正义被不合理的制度和腐败破坏了。孩子吃不到放心的奶粉，自来水经常出现异味，我们像柴静一样痛恨雾霾，这一切能怪谁？只能怪执法者在好处、亲人、朋友面前很难做到公正。就算有法可依，也因为管理者不作为、乱作为，放任了不法者，给不法者壮了胆。整个中国没有严格的制法的环境，怎么会有法制文明的教化？遇到损坏地方财税收入的执法，一切法律靠边站，环境污染是小事。国企如此，私企也这样，他们仍然在为金钱制造癌症村、尘肺病。只能看感冒病的乡镇卫生院倒是公益了，其它医院却成了赚钱的产业，这样搞法，你还会奇怪给心血管患者多放几个支架的事吗？我看要人性命的过度医疗也不应该会少，只是我们这些外行不知道而已。这一切无疑把害人的恶性释放出来了，这一切是不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就像有的人说的一样，飞船都能上天了，小小的奶粉都搞定！
还有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制度，过分压缩了部分人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抢食的空间少了，竞争就会过于剧烈，这样的竞争会使大家变得缺德。短斤少两、毒豆芽、毒大米，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过上富裕的日子，但这样的竞争，使这些曾经善良的普通人也变成了“互害”的人。
有的人会说，西方文明的国家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过去。我的反驳是，过去人家没有前车之鉴，而我们是后来者，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难道前面的人踩着屎，你也要跟着踩上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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