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良中小学教材发展的几个历史事情
（一）1949年-1956年：改造旧教育、学习苏联经验时期这段时期的课程政策经历了改造旧课程、学习苏联课程到建设新课程的过程，确定了统一性的课程政策。
1.改造旧课程，学习苏联经验，发展新课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为制定新中国的课程政策提供了"法规"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来不及编写统一的教材，而教育发展又刻不容缓。根据这种情况，国家不是全盘否定旧中国的教育，而是采取了改革旧课程、继承吸收有用成分的课程教材发展政策。各地选用老解放区的课本或比较通用的旧课本。1950-1952年，国家改造制定了第一套教学大纲。1951年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就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选择当时比较好的教材加以修订或改编而成的。
在改造旧课程教材的同时，国家也采取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为我所用的课程政策。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借助苏联的经验来建设中国的教育。此后，各地先后开展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活动，在普通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1951年1月，教育部组织力量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参考苏联的教科书，改编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教材。1954-1956年，正处于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的第一个时期，学习苏联达到了高潮。1956年2月，教育部作出决定，要把苏联的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根据苏联的教育经验，教育部改革制定了新的学制。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学制作出了新的规定。小学部分，缩短了修业年限，改"四·二"学制为"五年一贯制"，入学年龄为7岁;中学部分，也明确了要求。此外，所颁发的中小学几个规程，就是借鉴苏联经验制定的。经过改造旧课程，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为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2.课程教材由国家制定，全国推行基本统一的课程教材。
这个时期，新中国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课程政策，制定颁发了两套全国通用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其主要标志是：
(1)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1950年8月颁发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并通过了《中学暂行规程》(1952年3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以及中学政治等7个学科的课程标准草案。1951年8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小学暂行规程》(1952年颁布），并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小学教学计划》。
(2)确定了全国统一供应中小学教材的方针。1950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出版会议，会上确定了这一方针。
(3)决定成立了国家统一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1950年12月，由出版总署和中央教育部共同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承担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任务。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的《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统一供应的基础。"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教育部于1950-1952年和1956年分别颁发了第一、第二套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和1956年出版了第一、第二套教材。
3.课程政策的政治性很强。
这个时期的课程政策，无论是改造旧课程，还是学习苏联课程，都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是当时迫切的政治需要。当时的国内环境，使我们必须很好地继承和改造已有的教育和课程；而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帝国主义国家孤立我国，也迫使我们只有采取"一边倒"政策，向苏联学习。应该说，这一时期所采取的课程政策，是国家稳定政权、维护统一的需要，符合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内国际形势特点，对于我国尽快建立起自己的课程体系，恢复和发展国家教育，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4.学习苏联经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离实际和绝对化现象。
当时课程政策的绝对统一性，导致了教育实践中人们思想的绝对化，认为苏联经验是绝对正确的，只有苏联的经验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在实际中，存在着照抄照搬苏联课程模式、不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问题。1953年11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整顿和改革小学教育的指示》，对小学的学制作出了调整，就是一例。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教育部门在实行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作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
（二）1957年-1965年：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时期
1957年-1966年，是中国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在教育上，也开始了自我探索时期。这十年的课程探索，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可划分为特点不同的小阶段。
1.调整放权，允许自编教材(1957-1958)。
1957年8月，为了解决新编写教材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而造成的教和学过分紧张的问题，教育部发出了精简中学历史、地理等7科教材的通知。此时，第二套全国通用教材刚使用了一年。
1958年，在各地经济"大跃进"的同时，也掀起了"教育大革命"。当时，对中小学通用教材的看法，主要已不是"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的问题，而是中小学教育存在少慢差的现象。教育内容一是陈旧落后、重复烦琐，落后于青少年的智力发展；二是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中国实际。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指出以后教育部的任务之一是"组织编写通用的基本教材、教科书"，"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2,教育部发出通知：今后各地可以自编教材，教育部不再颁发教学用书表。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发表了社论《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并推荐了河南省农业林业部门工作者编写教材、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经验。此后，很多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都开展了编写自己的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工作。
1958年秋开始，各地还纷纷进行了缩短学制的试验。试验的学制有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五年或四年一贯制，中小学七年或九年或十年一贯制等。有些地区或学校还编写了试验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就编写了九年一贯制的中小学教材。
由上可见，这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下放了中小学课程教材制订和编写权限，教育实践中也因此产生了编写、试验教学计划、大纲和教材的事实，是从课程国家完全统一到课程局部多样化的第一次尝试。
2.再调整，再统一(1958-1960)。
放权之后，各地编写、试验自制课程教材的实践不少，对课程多样化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各地所编写的教材出现了内容"政治化""政治贴标签"，将大学一年级内容下放到中学、超出学生理解水平，内容系统性差、削弱了基础知识、难教难学等问题。为此，中央于1959年1月作出了新决定：权利下放后，中央对学制、课程设置和课本等必须管起来。5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材意见》指出，鉴于各地自编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普通中小学教材应保证全国必要的统一性和应有水平，建议教育部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通用教材。为此，教育部党组提出，由教育部负责制订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指导性教学大纲，编写通用教材供各地采用，地方可作适当变动，编写补充教材和乡土教材，并与6月布置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编中小学通用教材，同时对中学教学计划作出了新规定。如，加强劳动教育，改进外国语教学，语文、中国历史和地理增加乡土教材，政治课改为"社会主义教育"，文学、汉语不再分科，仍称语文等。
196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教学必须改革》中指出，中小学还存在少慢差费的现象，必须进行改革；要在全日制中小学教育中进行"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较大规模的试验。1960年下半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张磐石领导下，赶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使原来10年学完的东西在10年内完成，解决教材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内容陈旧不科学等问题。
3.继续调整，成效显著(1961-1963)。
自1961年起，伴随着经济的艰难调整，中国教育也又开始了调整。1961年，中央提出，要区别和根据各地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计划地普及适龄儿童的学教育，积极而又有控制地办好业余教育。1962年又提出，全日制中小学要适当压缩规模，调整学校布局，便于学生上学。这一时期，基础教育尽管在数量上处于低潮，但在内部管理和建设方面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成效的，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措施。如，1961年开始编写由各方面专家参加审阅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经多次修改，于1965年4月正式完成。1963年3月，中央正式颁布《全日制小学工作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学四十条》）；教育部在这一年颁布了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第三套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相应的第四套教材。这套教学大纲和教材重视"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受到个方面好评，并成为以后30多年我国基础教育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三）1966年-1976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时期
这个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小学正常的教学秩序草到严重破坏，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小学教学片面突出政治和联系实际，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教育质量严重降低。
由于受"四人帮"控制和左的错误路线影响，中小学课程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处于非理性的无序状态。其一，以前的国家统编通用教材被视为"封资修大杂烩"加以批判；国家不设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也不使用统一的教材，组织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定课程，自编教材；课程教材建设因"大革命"而一片混乱。其二，教育教学内容方面，过分强调政治性、"革命性"，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穿帽戴靴"，充斥着同学科知识根本无关的内容；片面地强调联系实际，如上海、辽宁等地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改成了"工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等；物理教材简化为"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材简化为"三大作物"（稻、麦、棉）等。教材的编写成了任意行为。 不错，记录陆良教育的发展！ 其实这本书去年就完稿了，就是不知道牛年马月出版。 {:5_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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