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陆良小学语文教材和教法
近代，随着“西学东渐”，“分科”教学影响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体系。陆良小学教学方法也受到冲击。由于当时课本是按照云南省督学安排的。当时分科教学的思想促成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陆良的3个书院也开始使用近代语文教材对学生教学。（一）近代小学语文教育的教材
1.清末自编教科书
“教科书”或称“课本”，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才出现的名词。它始见于1871年。
清末，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在教科书编写方面，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在“忠君、尊孔、读经”的总体思想指导下，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并没有多大改变。
“教科书编写者所能参考的参照系只有传统教材和外国教科书，而这种借鉴又十分肤浅。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偏差。一方面，当时的教科书编纂者仍然束缚于传统启蒙教材的模式之中，他们所思考的核心点只不过是在蒙养教材的基础上如何翻新的问题。因而所编教科书也就难免带上了传统教材无学制限制无教法要求的痕迹。”从一些教科书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当时教科书的现状。《蒙学课本》《字义教科书》《蒙学读本》《字课图说》《绘图妇孺三四五字书》……这些名称显然是继承了传统。
一般认为，我国自编的新型教科书，产生于1897年。我国第一部教科书，要算朱树人所编南洋公学出版的三本《蒙学课本》。这套课本有几个特点：它是一元的，既不名其为“国文”、“国语”，也不名其为常识或什么社会、自然，而混然名其为《蒙学课本》，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严格分科的痕迹；它虽无语文与常识科目的分野，但究其实质，在编制上大体系属以常识为内容、语文为形式的统一体。
继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后而问世的一部教科书，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俞复、丁宝善编，先后于文澜数据和文明书局出版的另一套《蒙学课本》。该书共分七编，如编者俞复所说：“前三编，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阅读之兴趣，间及地理、历史、物理各科之大端，附入启事便函，逐课配置图画，为今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之具体。第四编，专重德育……为今修身教科之具体。第五编，专重智育；第六编，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为学论断之引导。第七编，选史汉通鉴……周秦诸子……以及唐宗迄近代名家论说。此后主编，为今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之具体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此套教科书已经开始按内容分编，以专门的语文内容分编成书，是孕育语文性质教科书的一个新举措。（34页）
我国第一套正规化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的《国文》。这套小学国文最新教科书，自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计9年共18册，供七八岁至十五六岁学生用。《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书中行文以平实活泼为主，间取游戏歌曲启发儿童之兴趣，而隐喻劝诫之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能反映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的情况，内容颇见新意。这些教材有一部分是编者自写，一变过去按现成文章选辑的做法。这套书的每册都还都另撰教授法，按课数编次。（39页）
2.民国初期自编教科书
民国初期，教科书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教科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白话文成为教材编写语言。选择了白话文教科书，就选择了教科书面向大众的方向。“当时的白话文教科书采用了相当数量的古代优秀作品，尤其是古代的白话小说。”这样的教科书适合学生阅读，为学生接触大量的优秀作品提供了条件。“开始注重语言的训练，加大了阅读的分量。”阅读量的增加是教科书对阅读的物质支持。当时的教科书还存在着儿童文学化的趋势，虽然有一些在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合适，但是教科书已经逐渐成为学生喜欢的读物，这是一个事实。
用白话文编写的教科书有利于学生阅读，儿童文学化的教科书学生喜欢阅读。这与古文教材相比，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在民国初版所印的各种国文教科书中，以《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新国文》影响最大。这套教材，由商务印书馆编印，使用年限最长，重印次数最多。此书内容正如当时教育部审定批词所云：文字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所见事物之处，颇和小学程度。
（二）近代小学语文教育的阅读教学
因为当时教科书编撰的无序和落后，所以很多学校仍然教授《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教学方法以“讲书”为主。
引用叶圣陶的一段话，说明当时的教学现状。
我开始当教师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担任的是初等小学二年级的级任教员，教国文和算术。当时的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教国文，就是教认字，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这个办法跟私塾一个样。
我小时候读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这样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是广泛地认字，二是学说古代的书面语言，那是跟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相同的一种语言。然后读《左传》，这才开始听老师讲。《左传》开头是“郑伯克段于鄢”，什么叫“克”，什么叫“于”，老师给讲成苏州方言，我明白了。
我开始当教师，干的就是跟私塾老师同样的事。不过也有所不同，一是并不先教学生广泛地认字，二是一开头就讲，就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
我想，这样教法大概很古了吧。汉朝的大师传经授书，讲究声音训诂，后代人看来似乎很了不起，可是按实际一想，跟私塾老师教我、我教小学生相差并不多，无非是讲书。
当民国初期以白话文编写的教材出现以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语文教学以识字为主的传统模式”。学生识字以后不待老师讲，也可以利用教科书进行阅读。这对扩大学生阅读范围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晚清到民初，《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国文教授法的文章不下数十篇。因为教育界人士后来对赫尔巴特的教段规定感到过于呆板僵化，《教育杂志》又介绍了欧美各国其他一些教授方法。如：“自学辅导法”、“自动教学法”、“分团教学法”等。“自学辅导法”、“自动教学法”对以后黎锦熙、叶圣陶的语文教学法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当时，基于对“灌输”方法的怀疑，课堂教授方法的实践与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教育杂志》第四卷有一篇《新教授法之研究》，就比较客观而科学地评述了“讲演体”、“质问体”和“问答体”三种教授法，强调了遵循教学规律的重要性。
“讲演体”。教者口若悬河，学者呆似木鸡。说来有源，记去无情。诲尔谆谆，听我藐藐。不适合小学校之教授。
“质问体”。学者为主动，教者自旁诱掖之，就其所质问，以施行教授。然而，“人之知识，多由经验而得，绝非是先天的特别能力也。今欲使脑力未完、天机活泼之儿童，热心于开卷有益之乐，而忘暗中摸索之苦，其功效如何，未可。”因此，也不合小学教授法。
“问答体”。教者学者，同情同意。应该说是一种合宜的教授法。
其实当时对教学法的理解，已经相当深刻。很多地方值得我们现在思考。最强烈的感受是，语文教学经过了几十年，在教学方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母语教育的规律，让语文教学真正达到省时高效的目的，为学生提高语文素养奠定基础。 原来小清朝的时候就有教科书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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