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政策失误导致宁远之败
（一）“豢养”辽民努尔哈赤对待汉民的政策，时有变化，尤其是在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进人辽沈以后，五年之内，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从“豢养”辽民，以抚为主，过渡到仇视汉人，以剿为主。这一政策的改变，给金国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建州时期，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汉民政策，因为，所有汉人，不是在交战之时被八旗军斩杀，便是被俘为奴，沦为包衣阿哈。既未被杀又不是包衣的汉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汉民政策。
天命三年四月以“七大恨”誓师，攻取抚顺等城堡以后，陆续有一些汉民汉官归顺金国，特别是六年三月进驻辽沈以后，有着数以百万计的辽民，既不能一个不留斩尽杀绝，又不可能全部编人八旗，成为伊尔根，就更需要制定对待汉民的政策。
在这个关系到金国盛衰的要害问题上，努尔哈赤初期还是比较明智的，制定了“豢养”辽民的政策，没有将辽民大肆杀戮之后将其子女掠为俘获，可是，没有多久，他就改变了主意、转而采取歧视、镇压汉民的错误方针，严格控制，血腥屠杀，闹得整个辖区鸡犬不宁，威胁了金国的统治。
天命三年四月打下抚顺城，因守城游击李永芳遵从汗的劝诱，率所属军民投降，故努尔哈赤对他们还是比较宽厚的，编降民一千户，不没收其财产，不分散其家眷，父子弟兄夫妇叔侄皆照样团聚，逃走的奴仆也要清查出来，给与原主，又赐降民1000头牛、2000头大母猪，以及鸡鸭鹅、衣服、粮食等等物品，而且仍依明国旧制，委任大小官员，归其原有之主李永芳管辖。
天命六年三月进驻辽东后，努尔哈赤大力推行“豢养尼堪”的政策。他曾一再谕告汉民说，“我方以民少为恨”，滥施杀掠，虽然可以抢到许多财宝，但很快就要用完，哪能像让汉民安心种地建房经商的利益这样长久，故汗要“豢养”尼堪，汉民则要归降，做汗的顺民。
金国汗努尔哈赤制定的“豢养尼堪”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各守旧业”；“计丁授田”；严军纪，绳国法，禁止欺凌汉民；重赏效劳顺民。
努尔哈赤曾一再下谕，不许女真将士压迫汉民，勒索钱财，贱价抑买。他于天命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下谕说：
我为政清明，皇天眷佑，将尼堪皇帝之河东之辽东地方给我。现今女真、尼堪皆是汗之国人。我等之编户迁来之旧女真，不要将尼堪认为是他国之人，夺取粮食、衣服、草一、打过粮草剩下之草秸子，不要夺杀猪鸡。尔等如果犯了抢夺偷盗之罪……该杀者依法处死，该治罪者罪之。
以颜珠瑚牛录的三人抢夺汉民的猪，宰杀食用，斩一人，判刑二人。
对效劳的汉民，努尔哈赤一再奖嘉和重赏。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盖州汉官遣人送来金太宗完颜晨天会三年（1125年）铸造的钟，努尔哈赤十分高兴，立即下达督堂谕令说：“此乃我等之昔日金国阿骨打祖之弟，本名吴乞曼皇帝，又称天会帝”，于天会三年铸造的。“因献我先祖朝之钟，著升官职，赏其送钟之人”。过了12天，对送钟来的贫民，破格赏赐，授其为备御。六月初七日，海州属下析木城的村民，献其所制绿瓷碗：罐3510个。努尔哈赤大喜，立即下谕嘉奖说：
素以东珠、金、银为宝者，果何足为宝耶？寒时可衣乎？饿时可食乎？理国之贤人，知国人之所不知，巧匠制造人所不能制造之物，是乃真正之宝矣。今析木城送来制造之绿瓷碗、瓦盆、酒瓶，于国大有益处。对此制造之工匠，抑赏以职耶，或赐以财帛，尔等督堂、总兵官、副将、游击等议之，作书回奏。
第二日，努尔哈赤又谕示督堂，以析木城之人来献所造绿瓷碗，乃“国家有用之物”，授其为守备。
类似的汗谕，还有好些，努尔哈赤在进驻辽东初期，的确想对辽东汉民施以“仁政”，以收买民心，争取辽民，稳定局势，再图大举攻明，可是不久他就改变主意了。
（二）迁丁隶民
努尔哈赤满以为通过实行上述“豢养”尼堪的政策和措施，就可以征服辽民的心，他们会感恩戴德，争作顺民，奉养君汗。不料，这个愿望完全落空了，广大汉民不仅没有感谢所谓的“豢养”之政、不杀之恩，不按照汗的规定毕恭毕敬，甘当马牛，反而怨声载道，怒气冲天，奋起斗争，大规模地叛逃或起义。原因很简单，这不是辽民没有良心，忘恩负义，对不起自诩一心爱民的英明君汗努尔哈赤，而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金国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太使辽民恐惧和愤怒了。6万女真久住建州、海西地区，耕牧渔猎，采摘松参，马市互贸，在其强大之后，摆脱了腐朽的明王朝统治，不再受明国巡抚、总兵、副将、游击的鱼肉盘剥，完全可以自主地劳作生活，与汉人平等交易，互助互利，各自平静度日，为什么要冲进辽阳、沈阳、广宁，挥刀射箭，杀死数以十万计的明国官军士贾兵民，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千千万万好好的人家，一下子就被战火毁灭，妻离子散，沦为阿哈，要让这些劫后余生的辽民心甘情愿地欢呼英明汗万岁万万岁，那真是太不近人情了，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何况，侥幸留下性命的辽民，并未得到汗之任何恩德，而是遭受十分严重的民族压迫和盘剥。姑以君汗常常津津乐道的最主要最有概括性的“仁政”、“大恩”之词“豢养”而言，这个词就令汉人无法接受，就使辽民感到无比愤怒。努尔哈赤进驻辽东不久，就下谕招劝辽民归顺说：攻辽东城时，“我兵士亦多有死亡矣。如斯死战而得之辽东城人，竟待以不死，悉加豢养，使之安居如故。”此后，“豢养”一词，常在汗谕中出现。所谓“豢养”，其意为何？一查字典，上面清清楚楚写道：“豢，喂养牲畜”。这就是爱民之君努尔哈赤对辽民的基本态度，几百万辽东汉人都是他的牲畜，都由他“豢养”。既是牲畜，就得听从主子驱使，当牛做马，生死听其支配，能不遭屠杀，就是天大的恩德了，怎么还能对汗不恭，不听谕令，叛逃他方呢！
不仅是“豢养”一词的辞义，令人感到愤怒，在此词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的各种政策措施，也深深地打上了“豢养”的烙印。所有辽民，必须“剃发归降”，改成女真发式。不剃发降者，杀。几百年来，甚至一二千年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不得擅改，已经深人汉民之心，发式服饰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岂能随意改变！更何况，“华夷之别”，也是汉人久已形成的概念，今天要辽东汉民取消原有发式，改从金制，照女真、满人的发式打扮，不从者，斩，这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蛮横做法，是赤裸裸的野蛮的民族压迫。只这“豢养”一词及随之而来的强迫“剃发”，就足以使得辽民深感亡国之恨亡族之耻，你还要求他们对汗高呼万岁，感恩戴德，岂不是白日做梦。至于“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等政策，也包含有严重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内容，而且，尽管有禁止欺凌汉民的“汗谕”，但并不能制止八旗女真官将以征服者、战胜者的身份，在国中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掠夺人畜财帛，逼民为奴，草营人命，鱼肉辽民，何况金国汗还制定和执行了优遇女真官将、厚待蒙古贵族的政策，这一切，把辽民推人了水深火热的地狱，他们怎能长期忍受，俯首帖耳，任人宰杀？
面对辽民的反抗，努尔哈赤不是冷静下来，从本集团、本阶级的弊政暴行去寻找原因，采取纠错革弊于民有利的政策措施，减轻汉民负担，放松控制，改善其处境，以平息民怨，缓和矛盾，反而错误地认为，辽民忘恩负义，不念豢养不杀之恩，因而恼羞成怒，转而采取了加强暴力统治、滥施杀掠的高压政策，对汉民采取了越来越残酷、野蛮的手段。
最早是将辽民分隶八旗官将和迫令汉民迁移。努尔哈赤以汉官勒索汉民财物为借口，将全体辽民分别编隶八旗官将辖治。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对汉民下谕说：
若令汉官照旧辖治汉人，将因其惯习而索取财物，苦累国人。今清查河东尼堪丁数，于女真官员中选取适当之人，令女真官员管辖。无论何人，如不愿在尼堪官员处，而愿依靠女真官员为生者，皆可来依靠。
天命七年正月，出征广宁前夕，努尔哈赤于初四日，“分河东汉人，给女真督堂、总兵官三千丁，副将各一千七百丁，参将、游击各一千丁，备御各五百丁。赐汉人总兵官各四千丁，副将各三千丁，参将、游击各二千丁。”二月二十八日，又将从广宁等地迁来的汉民，按广宁降官职位的高低，分与辖治，多余的人丁，分给来归的蒙古各位贝勒台吉。
努尔哈赤将辽东汉民分给八旗官将，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对汉民的统治。八旗军主要聚居辽阳、沈阳及少数要塞，许多州县，或无兵，或只三几十、一二百名兵，怎能控制住本州、本县数万、十数万汉民？现在，辽民分隶各将，情况就不一样了。总兵官多系管辖一旗的固山额真，辖兵五六千、六七千名。参将、游击多系甲喇额真，辖兵千名左右。用这样一批辖兵众多带领军队的官将，来统治分给他们隶属的汉民四千、三千、一千七百、一千丁，就是以八旗军为后盾，以武力来统治辽东汉民，制止逃亡，镇压反抗。
另一个目的是，为八旗官将增加收人、扩大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明确规定，各将可以对各自辖属的汉民征收鱼、难、野鸭、水果等物，可以“任意差遣”几十名汉兵，还可金派所辖汉民打牲捕猎，供给肉食。至于八旗官将对属下汉民的科索欺凌，更是司空见惯，十分普遍。
辽民感到十分难堪的另一灾祸是常被强迫迁徙。由于一些州县接近明境，南部沿海地区，乘船渡海，可到明国的山东，居民易和明臣联系，逃人明境。与朝鲜接壤的镇江，居民先逃到朝鲜，再转去明国。有的州县虽与明境隔绝，也曾发生叛逃，为示惩罚，加强控制，也须迁徙。因此，从天命六年八月开始，金国汗多次大规模地强迫辽民迁徙。
天命六年七月末，镇江军民起义，捕捉城主佟养正游击，金兵前往镇压后，八月，移金州民于复州，移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遣二贝勒阿敏带兵5千，强迫镇江、暖河、新城、宽奠、汤山、镇东堡、镇夷堡、凤凰等地汉民，遣往萨尔浒、清河、三岔儿等处，放火焚烧原住地的民房，恋居不迁者，杀无赦。努尔哈赤谕告汉民说，就是因为镇江人反金，“叛乱不止”，才将镇江、宽奠等处汉民迁往内地。
天命七年正月，强迫广宁等9卫汉民渡过辽河，锦州2卫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移金州、复州，义州2卫徙盖州和咸宁营，广宁4卫居民迁辽阳和奉集堡。
天命八年六月，镇压了复州反金活动以后，强迫盖州、复州属下南部地区汉民，迁往耀州、海州、中庄、鞍山等地。督堂下达的迁移文书说，因为明国派来的“奸细不断”，汉民若仍居原地，不安全，有了叛乱，要处死，故要迁移。
天命九年正月初一，因有人告发大里山村居民，纷纷买马，恐要叛逃，诸贝勒立即下达文书，责令主管官员将该村子女带来辽阳，在虎皮骚拨与田宅，迁至此处。
被迁汉民，既在战争中遭受八旗军的烧杀掳掠，又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故乡，前往陌生地域，跋涉几百里上千里，路途遥远、冬季天寒地冻，夏天气候酷热，行走艰难，旧居日用家具农器以及衣物粮谷鸡鸭猪犬，哪能尽数携带，到了新地，又需建房避寒，添制各物，钱财耗费甚多，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很多移民在途中把存粮吃光，无米下炊。迁徙途中，汉民还被押送官员敲诈勒索，任意欺凌，甚至连妻女都难保清白，横遭侮辱，种种苦痛，实难忍受。可是，不走不行，金国汗、贝勒硬要强行移民，残酷镇压。当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领兵强迫义州城民迁徙时，城民抗拒不走，竟被八旗军野蛮屠杀。努尔哈赤还多次以此为例，威胁应迁地区汉民迅速迁走。
连续三年的大迁徙，汉民劳累奔波，钱财耗尽，故乡田土遗弃不耕，大片大片田地抛荒，新到地区，资金缺乏，农器不全，耕牛不足，既难开垦荒地，又难耕好旧田，因而辽东地区田园荒芜的情况相当严重。多次迁徙，成年累月行走不绝，所过州县村屯骚扰难宁，社会秩序动荡不定。这一切，既进一步激怒了辽东汉民，加剧了民族矛盾，又在经济上、政治上削弱了金国的统治，真是祸国殃民，纯属蠢举。
（三）合食同住
相继戴有“淑勒贝勒”、“聪睿恭敬汗”、“英明汗”桂冠的努尔哈赤，一向是聪明睿智敏捷，想出了许多奇计妙策，解决了很多麻烦问题，越过了重重难关。但是，进人辽沈以后，他志得意满，骄傲自负，闭目塞听，误认为自己真的是奉天承运之君，所作所为，皆系顺天意，合民情，绝对正确，因而遇有挫折，便不冷静，不是反省思过，纠错革弊，而是大发雷霆，埋怨对方，胡干蛮干，做了不少蠢事。强迫辽东汉民与女真合住同食，就是一件笨拙之极的蠢事。
两个不同民族的人员，而且一个是征服者战胜者，另一个是被统治者战败者，要住在一间房，同桌吃饭，不是暂时性的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三年若干年，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古怪稀奇的事例。想出这个绝招，推行这项政策的，不是别人，而是素以聪睿著名和自负的大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打下沈阳、辽阳以后，努尔哈赤就下命令，将建州地区女真陆续迁人辽沈地区。十一月初一日，建州地区女真的第一木昆（族）到达辽阳，到十二月初十日，后面的女真也都到了。
这样多的女真进人辽沈，自然需要解决吃穿日用和耕田住房问题。当时，辽民大批逃人关内，遗下大量田地房宅和耕牛粮食用具，只要调度适当，是能够安排好的。可是，努尔哈赤却用女真与尼堪（汉人）合住同食的方法来解决此事，犯了一个大错误。
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下达汗谕，规定了女真、尼堪要同吃共住。他说：
原曾令女真、尼堪合居一村，合食粮谷，合以草料饲马，女真勿得欺凌尼堪，勿夺尼堪之任何物品，勿掳掠，若如斯掳掠侵害，尼堪来诉之后，定罪。尔等尼堪亦勿伪作谎言，若伪造虚伪之事，令当事者双方面质而审理。审理之时，若有虚伪，则从重治罪矣。女真、尼堪，皆系汗之民矣。汗之金口教谕女真、尼堪皆合议公正为生，如若不听，违谕犯罪，则将重罪矣。女真、尼堪不得浪费或买卖粮食，若发现其有买卖者，则必治罪。若开粮窖，女真、尼堪合开。一个月，以尼堪之升量之，尼堪、女真一口各给汉斗四斗。
这道汗谕之中所说女真、尼堪“合居一村”，不准确，应是合居一屋，这在三个多月以后的另一道汗谕，表述得非常清楚。天命七年三月十五日，努尔哈赤又下了一道着重讲女真、汉人合住同食的汗谕说：
曾令女真、尼堪合居、同住、同食、同耕，今闻女真人令同居之尼堪人赶其牛车输运粮草，并苛取诸物，等语。该尼堪岂给尔为奴耶？只因由故地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合居也。嗣后，女真、尼堪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以外，女真、尼堪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种。女真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尼堪，则尼堪可执之前来，告于法司。尼堪人亦不可因降此谕，而肆意诬枉女真人。尔等皆为一汗之民也。
这就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女真、汉民合住同食一起耕田的奇怪政策。这项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汉民供养女真。当时，农村中，最主要的财产，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耕田、房宅、粮食和耕牛。按照汗谕的规定，村民的房屋所有权，受到严重的侵犯，他必须将房屋腾出来，让女真住，并且很可能是女真要占据好房，要占住大多数房屋，因为他是胜利者征服者，是真正的主子，而汉民仅仅是宽免不杀、有而为奴、汗所“豢养”的小人。村民对自己辛苦耕耘收获的粮食也失去了所有权，无权分配，无权出卖。收藏粮食的谷窖，是锁着的，开时，要女真、尼堪同开，不让汉民单独开。窖中的粮食，女真、尼堪同食，每月一口四斗，多余的粮谷，不许浪费，不许出卖，违令治罪。这些粮食哪里能说成是村民的粮食，他有什么支配权？可以肯定地说，这项女真、尼堪合住同食的规定，就是基本上剥夺了汉民自己的土地、房宅、粮食、耕牛的所有权，就是让汉民供养女真，就是使女真成为汉民之主子。
事实上，女真官将和凶横诸申，确实是把同住的汉民看成是他们的阿哈，欺压汉民，抢夺财物，役使汉民为己干活，使用汉民耕牛，甚至侮辱汉民的妻子女儿，等等不法行为，难以枚数。努尔哈赤自己也知道这些弊病，在上面曾经引录的汗谕中，承认有女真使用同居汉民的牛车，令汉民运送粮草以及勒索财物的行为。
历史实际证明，努尔哈赤独创的女真、尼堪合住同食的政策是十分错误的，是异常荒唐的，它严重地侵犯了汉民利益，加深了辽东汉民的灾难，破坏了农业生产，加剧了动荡局面，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加深了金国统治的危机。
（四）尽捕“无谷之人”
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金国发生了又一件古今罕见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暴行，这就是号称英明无比的金国汗努尔哈赤，在半月之内，连下多次汗谕，责令八旗官将在辖区内清查和擒捕“无谷之人”，干了又一件极大的蠢事和坏事。
面对广大辽民反对金国汗、贝勒、八旗官将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努尔哈赤恼羞成怒，迷信武力，采取了更为野蛮的高压政策，在金国辖区内大肆清查和追捕“无谷之人”。《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六十一对此事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记载：
天命九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遣派八旗大臣，前往赫扯木等地，查量汉民粮谷。督堂在致英额等地查量粮谷的大臣的文书中，传达汗谕说：
奉汗谕：赴英额、赫扯木、穆溪、玛尔墩、扎库木、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著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女真斗六七斗者，准其居住。一口有五斗者，或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核计若可以生活，则准其居住之。计之不敷者，则计入无谷之人数内。并将无谷之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
同日，对前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督堂告以汗谕说：
奉汗谕；著五牛录额真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女真斗六七斗者，令该户启程，遣之，给以田宅。一口有五斗者，及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合计可以维生者，则计入有粮之人数内，以遣其户。计之不敷者，则一汁入无谷之人数内。无谷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汉人之粮谷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女真看守粮谷，倘失一石，即以该大臣罪之。勿剥人棉袍，勿以粮饲马。于盖州种棉及看守果木之汉人，令留三千二百名男丁。令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等城周围十里、十五里内之有谷之人，入城留之。
过了半个月，三月二十日，每旗增派15位大臣“前往量粮地方”，“命其尽行办完”，又下汗谕，布置工作，修改划分有谷无谷标准。汗谕说：
著将有谷之人之男丁数、人口数、谷数，造册报来。其粮谷由量主看守。迁来之户，给以女真之粮。令女真往取其粮食之。被杀之人之谷，乃库粮也，将其粮数，另行造册报来，由守粮之主一并守之。被杀人之财产、牲畜及什物，皆造册带来。勿解取被杀人妇孺所服之衣，无论其好坏，仍服原衣带来。一口有五斗谷者，即列入有谷之人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谷之人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谷之人。
第二天，督堂下书，命查明与女真同住之汉人粮谷说：“奉汗谕：与女真同居之汉人，一口有谷五斗者，则计人有谷之人数内。一口有谷四斗三斗者，若有牛驴，亦计人有谷之人数内，若无有牛驴，则取其户为奴。”
根据《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结合其他文献，对于这次清查、捕捉“无谷之人”，我们可以得出五点结论。第一，所谓“无谷之人”，是穷苦汉民，而“有谷之人”，则大都是比较富裕的有产之汉人。乍一看来，每人有谷女真斗5斗，折合汉斗为9斗，似乎不多，不宜作为比较富裕之人的标准，但在当时辽东条件下，一人有谷9斗以上，确很难得。辽东地区，连年战争，兵荒马乱，民不宁居，耕种艰难，灾荒频仍，年年歉收，谷价“踊贵”。早在辽阳、沈阳失守前一年（明泰昌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八月，辽东地区已是一石米价银4两，一石粟2两，这还是小斗，一石不及山东4斗，如按山东斗计算，一石米的价银当在10两以上，比诸正常年成，粮价涨了十几倍。粮少价昂，穷苦农民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很多人饥饿至死。《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五十四载称，“南方之人……饥饿而死者甚多”。
金国汗、贝勒虽然尽力搜刮粮食，以供军用，但仍然不能解决粮荒问题，连对作为巩固金国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的来归蒙古人，每2口也只发谷女真斗1斗，可见粮食是何等的紧张。
这些情况表明，辽东地区的汉民，每人有女真斗谷5斗以上足以维生的人是不多的，而“无谷之人”则不在少数。
第二，这次查量粮谷的地区范围很广。这从三道汗谕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月初五日，督堂对前往“英额、赫扯木、穆溪、玛尔墩、扎库木、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传达了汗谕，从音额、赫扯木、玛尔墩到扎库木，这五处都是原来女真耕种居住的地区，可见，这些大臣查量的地方很宽广，包括了从抚顺、铁岭起，往东北延伸到原来女真处的广大地区。传达另一道汗谕，是告诉前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盖州以西，包括熊岳、复州等地，威宁营以东，包括奉集堡、清河、马根丹等大片地区。正月二十一日的汗谕，是要大臣查量“与女真合居之汉人”，女真与汉民合居的地区很宽广，以辽阳、沈阳为中心，包括海州、鞍山、盖州等州县。由此可见，在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都进行了查量汉民粮谷的活动。
第三，这次查量谷物，金国汗、贝勒花了很大力气，十分重视。据《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六十一的记载，从正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一日，半个月内，努尔哈赤接连9次下达查量汉民粮谷的命令，对一件事，下如此多的谕令，是很少有的。除第一次派遣大量大臣兵士查量谷粮以外，又两次增派人员，有一次竟派每固山各巧名大臣前往。命令之急，人员之多，花费力量之大，都是罕见的，可见金国汗对此事是何等的重视。
第四，清查“无谷之人”的原因，是为了遏制辽东汉民的反金斗争。努尔哈赤于天命九年正月十三日下谕说：“应视无谷之人为雌敌，彼等之中，有我何友？”
过了8天，正月二十一日，督堂下文书说：
奉汗谕：凡偷杀牛马者，火烧积谷、屯舍者，皆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欲由此处逃往彼地之光棍也。对于此等无谷闲行气食之光棍，无论女真、尼堪，一经发觉，即行捕之送来。若有妻、子，则将妻、子给与捕送之人。若无妻、子，则捉一人，赏银三两。因得辽东以后，尼堪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上怒而谕之。
文书所引的“汗谕”，有力地说明了辽东广大穷苦汉民猛烈反对金国汗、贝勒的压迫，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或是怠工，不耕田地，或是四处流浪，竭力摆脱金国的统治，或是秘密串连，与明联系，欲图逃人明国，或是火焚地主、金将的房宅粮谷，夺其牛马，武装反抗。并且，这种斗争，十分普遍，坚持不断，影响巨大，搞得金国统治者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视如眼中钉肉中刺，故下令严格清查。
第五，大杀“无谷之人”，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也是金国汗、贝勒消除反抗、武力镇压的“恩威并举”方针遭到重大失败的标志。就在汗谕指责无谷之人反金行动后的第六天，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选派人员前往各地，诛杀无粮之尼堪”。所有剥削者压迫者，都轻视穷苦百姓，历代统治者都采用各种借口，屠杀反抗他们的劳动人民，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是，像金国汗努尔哈赤这次仅仅以没有足够的粮谷不足维生为理由，就四处追查擒捕，大肆杀戮劳苦人民，还是极为罕见的。它必将激起汉民的更大愤怒，掀起更大的反金波涛。
（五）乙丑大屠杀
尽管金国汗、贝勒野蛮镇压武装起义，追拿逃亡的阿哈和尼堪，大肆捕杀“无谷之人”，但仍然无济于事，仅据《满文老档》的记载，5年之内（1621-1626年），比较大的起义与逃亡，就多达数十次。发生过反金行动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山由岩、暖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金国大多数辖区。辽民的反抗更加坚决，到天命十年（1625年），已经出现了震惊统治者的严重局面，努尔哈赤不得不特下急令，在汗宫门前专门设置报警锣板，规定报警信号。《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五载：
（五月初三日）汗曰：夜间有事来报，若系军务急讯，则击云板；若系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铜锣；若系喜事，则打鼓。
说完之后，“汗之门置云板、铜锣和鼓”。
《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报警信号规定的原因说：“时因粮荒，叛逃甚多，乱。”
所谓军务急讯，并不是明军来攻，当时明朝几遭惨败，危机四伏，根本无力派兵收复辽沈失地，而辽民反金斗争的蓬勃开展，即所谓“叛逃甚多，乱”，才是汗谕所说的军务急讯。可见，辽民的斗争，已经打乱了金国统治秩序，没法安宁，无力平定，形成了“乱”的严重局面，在金国最高统治者的门前，竟要赶紧设立报警装置，统治者已经睡不安枕了。
面临如此局势，努尔哈赤本应清醒一下头脑，冷静反省，革除弊政，放松一点压迫，以收买人心，缓和矛盾，这才是解决难题的惟一办法。可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被辽民反金斗争气昏了头，大发雷霆，调遣八旗军队，在金国辖区内大规模地屠杀反金人员。
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历数汉民不忠，叛逃不止，命令八旗贝勒、大臣，带领兵士，分路前往，屠杀反金官民。他谕告群臣说：
我等常豢养尼堪，而尼堪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甄别屯中之尼堪。常言道，豹色好辨，人心难测。唯恐尔等听信奸巧之言，当以中正之心察辨之。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生员、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原注：正法即杀之）。为我等建城池、纳官赋之人，则建拖克索以养之。无妻挚独身之人，及应加豢养之人，则养之，赐以妻、衣、 牛、驴、粮谷，命编拖克索。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拒不从命者，亦予正法。自八贝勒之包衣拖克索之尼堪起，凡入女真家中之人，皆捕之，照例甄别。女真中之怪人、讨厌之人、顽固者，若说家中无有，或不知，而隐匿不举者，则罪之。明时非千总今经我委任为千总之人，一向居住沈阳，其父母家族皆来投者，则免之。家虽住沈阳，但未携父母，未带妻室，只以外妾假充居住之名者，不准居住。素未居住，因九月以来耀州、海州之消息，使其惊恐而来 沈阳之人，不准居住，照例甄别之。为恐在甄别时如以前一样，贿银而免之，故对沈阳、抚顺、开原、铁岭所属之人，比他处之人从宽甄别之。自广宁迁来之人，亦按抚顺、沈阳之人从宽甄别之。
在屠杀反金汉民时，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还颁行了指责辽民的告示。这道告示说：
我等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宅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虽如此恩养，竟成不足，（古河、复州等地叛逃不绝）……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我等驻扎之时，尔等尚如此杀我女真而去，以及备办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国所遣之奸细，接受札付，备办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以前之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充役之人，知道什么？无 非为尔等之恶，受牵连而被杀耳。总之，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向明国，故杀尔等外乡之为首之人者，即为是也。小人筑城，奸细难容，即使逃亡，亦仅其只身而已，故养小人者。
诸贝勒对众汉官训诫说：“众汉官，著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而使尔等脸面无光。”
八旗大臣遵奉汗谕，“分路前往，下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十三丁、牛七头编为一庄。”
《满文老档》编写者在记述此情后，又写道：“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后为天聪汗惜而止之，察所余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余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赋。”
虽然努尔哈赤文过饰非，巧言诡辩，力图将过失推与辽东汉民，声称系因辽民忘了不杀之恩，叛逃不绝，而大开杀戒，但诡辩终究掩盖不了事实，这次屠杀是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无人道的疯狂大屠杀。生员要杀；原为明国官员今为闲散者要杀；虽任千总但未久住沈阳者，或其父母妻子未同住沈阳者，也要甄别，其命难保；不该豢养者，要杀；“拒不从命者”，要杀。这样一来，就很难分清该杀不该杀的界限了，不管是官是民，只要领兵的贝勒、大臣不顺眼，认为你要叛逃，就杀，不需要什么证据。真是，杀，杀，杀，逢人便砍，见人就杀，搞得辽东天昏地暗，十室九空，也使得辽东以外其他明国辖地的汉人，闻之“肝胆俱丧”，切齿痛恨。
这次大屠杀究竟杀了多少人，清朝官书没有记述，但从生员之例，可以有些了解。明朝的科举学校制度规定：“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国学，即京师的国子监，又称太学。郡县之学为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大体上，府学有生员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在郡县地方，4卫以上，有军生80人。辽东是都司制，设卫而不设州县，辽东25卫中，有14所学校，即一个都司学和13个卫学。到了天启元年，即金军人驻辽东之时，辽东地区的生员，少说也有几千人，很可能有一二万人，但是经过屠杀后，除了早已逃入关内得以保全性命的生员外，辽阔的辽东地区，只剩下300余名生员，可见其杀人之多，诛戮之惨。
迷信武力的金国汗努尔哈赤和八旗贝勒，满以为经过这次大屠杀和编丁立庄，就可以把辽东汉民吓住，控制住，不再叛逃了，就可以安心地大举攻明，席卷全辽了，可是，事与愿违，辽东军民更加厌恶金国统治，“叛逃不止”，没有多久，强迫编隶拖克索的尼堪阿哈竟“逃亡殆尽”，连相当多的汉官都动摇了，也反对这样不分官民见人就杀的野蛮罪行，暗和明国秘密联系，待机反正，金国的统治更加不稳，也影响到一年以后的宁远之战。
呵呵，是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朋友啊 不关心那些事 努尔哈赤 在穿越小说中认识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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