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
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秀夫,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少帝静静地微笑着说到.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陛下…” 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所以下面介绍他们各自的前世今生.
一赵宋王朝之前世今生
若拿起一幅”清明上河图”细细揣摩,则不得不感叹,赵宋确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固然是清平的花花世界,便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也引来了强盗的觊觎.柳永的一曲小调夸夸杭州的”重湖叠崦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让完颜亮立志”立马吴山第一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
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 Gernet): 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赵匡胤向后周的孤儿寡妇下手篡夺江山的时候,绝对想到了他的子孙也会面临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因而在制度上作出了种种安排,以防止体制内异己力量的崛起.中晚唐,五代时期,”武人跋扈,世局动荡”,因此抑止武人力量对赵匡胤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赵匡胤采取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概括言之无非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在政治方面,一,削宰相权,左右设枢密院和三司,分军权和财权,宰相权力则”远逊汉唐矣”;二,设御使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只对皇帝负责,监督政府,隐有现代监督制度的雏形,但是在专制皇权下,不重取证,风闻言事,往往成党争,以及诬陷之源;三,设四监司,加强了对地方政务的控制,在州以上设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刑安察使,提举常平使等四司,分管地方军,财,刑,粮,他们直接对中央负责.军事方面,一,不得不提的是杯酒释兵权,我朝太祖每不屑唐宗宋祖,以为稍逊风骚.然观太祖贬少奇及斥德怀事,其胸怀则远逊宋太祖.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态度是虽不愿共享天下,亦愿意让功臣们”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以终其天年”.其宽仁自不必多言;二,定制兵之法,简单言之,枢密院掌握募兵,训练,补给,屯戍,补充等,相当于我朝总后和总装以及总参.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总号为三帅,握领军之权,不可逾越,则相当于我党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三,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
如果宋人了解今日执政集团的文宣手段,他们一定可以鼓起更大的声浪大肆宣传”十三年来的成就无与伦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云云.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1078─1085年,宋朝的《埤雅》中,对265种动植物作了解释(陆佃).1163年,中国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十三世纪,宋朝发表《洗冤录》,内容是尸体检验的各种方法,
是一部较早的法医著作(宋慈). 1270年,宋代的《尔雅翼》中,有生物界生存竞争的记载(罗顾).
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城里,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当然,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姑娘,焚上一盘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则是每一个罗曼蒂克少年的不二选择了.宋代几无宵禁,娱乐场所众多,据说还不杀读书人,崇尚”自由”的小资们大概最喜欢.就连来到这里的犹太人,也不觉化身而为中华子民.今天环顾全球,大概只有他们这批犹太人真正融入了本地的人堆儿里面,再也挑不出来了.(党人碑<落日余霞——大宋帝国的兴衰荣辱>,这一段描述很经典,所以就借用了,我们在<东京梦华录>亦可以看到相关文字).
宋的商业和城市
南宋时,已有不少人改变了以前把手工业当作末业的看法,而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并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宋熙丰年间,岁入缗钱六千万,南宋淳熙末年为六千五百三十万缗,略高于北宋.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宋人市民社会的发育亦已比较成熟,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也造成个人进出家族内外的灵活转圜余地.人口大规模流动.自中唐已始兴起,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亦应运而生.中国自古有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在宗族社会和朝廷庙堂之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社会空间,才有可能培育出新兴经济的萌芽.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175页). 这就道出了士族地位上升时代,晋身的阶梯已非依靠家族和血缘的助力,而是强调了个人奋斗的重要.
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在土地上,他不抑兼并,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他那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是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宋的农业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朝时对外贸易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
后来,福建的泉州发展为繁荣的商港,对外贸易给国库带来极大的岁入.北宋时代,广州港的关税收入竟占全部关税的十分之九以上.到了南宋,财政困难,政府要增加收入,更倚重对外贸易,频频奖励与外蕃通商,这时候,泉州的地位足以与广州相颉颃.
据<岭外代答>与<诸蕃志>的记载,证实了自11世纪时中国与马来半岛各王国间贸易的频繁.从半岛输往中国的有:樟脑,保豆蔻,沉香,速香,檀香,象牙,犀角等.从中国输入半岛的有:金,银,铁,瓷器,米,盐,绢及酒等.
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宋代南方的青瓷,以浙江西南的龙泉窑烧制的最为有名.其开始烧制陶瓷器是在五代以后,到了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据<朱或萍洲可谈>记载: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在吉打布秧河流域,曾有大量的宋瓷出土,这些青瓷,大都是浙江龙泉窑的产物.1936年,威尔斯博士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发掘出大量的龙泉瓷碎片,上有各种不同的纹饰与图案.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犹如黑客帝国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锡安(锡安是圣经中人类的城市)被机器人最后占领,所有的人类都被最终灭绝或者是接受了机器人的改造.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文化低落,然而依然极端鄙视和仇恨这些文明高于他们的人群,他们始终拒绝汉化,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他们三心二意的短期恢复过中国人操练的很熟稔的科举考试,然而这种技巧复杂的运作对帝国而言还是太复杂了,而且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在海边,蒙元军队把一队队百姓定期扔到海里喂鱼,在内陆地区,蒙元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百姓,发现所谓”赵,张,王,李”四大姓汉人就拖到一边杀了.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屠杀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杀光所有的中国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让我想起<黑客帝国>中机器人对待人类的手法,将人类作为他们的电池,为那个机器人社会提供能源.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最后中国人复国成功,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他们身入宝山而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只是因为处于游牧奴隶社会阶段的蒙古统治阶层文化太低落,加上他们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帝国,治下不但有蒙元帝国,还有其它的如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他们的地域超出了中国的范畴,所以蒙古人不局限于中国一个地域,他们与草原故地的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定期回到草原,无法切断与草原的脐带,不可能化身为中国人,而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残酷杀戮态度也使得他们和中国人始终对立,命中注定这个寄生的帝国无法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
二蒙元帝国之前世今生
在中国唐宋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突厥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代的沉重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我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而吉尔吉斯人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从此成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回到蒙古草原,但是回纥人已经乐不思蜀了.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各种以掠夺为生的游牧民族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扮演了各游牧民族在文明地区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向汉民族学习和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学习和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的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由于草原地区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其各个部落的相互残杀也更加激烈,人类恶的本能在草原地区充分地暴露出来,这种恶还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杀人手段而显得越发凶险.这在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草原地区只能依靠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 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 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于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奴隶和他的妻子有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 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的意思是黑头发,很可能是从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简单的生产活动.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明,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的意思就是蓝眼睛,在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他人.被他们绑架而来的人就是奴隶.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自由的牧民都被绑架而成为奴隶.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和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他们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可供选择.
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下去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从文明地区掠夺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的人口来源补偿,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无论华夏、波斯、阿拉伯和欧洲都不乏游牧民族杀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绑架女子和不记事的儿童的记载.长期以来,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蒙古草原地区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奴隶主被黄种人代替.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据元史-本纪一,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 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在铁木真10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失去了家里强壮的男人,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引起了她妈妈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的争吵.结果,他们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当时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
成吉思汗的母亲年轻时和一个部落男子成亲,路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地方,被也速该发现后,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准备绑架和强奸新娘.男子见势不妙,丢下他妈妈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7坐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妇女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生了成吉思汗.在游牧民族社会,这非常普遍,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当然是他们落后生活方式的反映.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抢走.
元史记载,蒙古地区最大部落之一克烈部族长忽儿札胡思杯禄死去后,王罕(Ong khan,又叫脱里)为了争夺王位, 立刻杀死了他弟弟昆弟.王罕的叔叔组织了一批人马来杀他,王罕遂与成吉思汗家族联盟,(这是成吉思汗从一贫如洗到发迹的最重要支柱).
从上述现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的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作为生活的准则.在他们那里,很少有人类常有的同情心,他们是相互的猎物.杀一个人比杀一头羊要容易的多.当对手强大时,如果不能杀掉对手,就用最谦卑顺服态度巴结,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找机会在干掉他们.在他们眼里恩将仇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用来教育后代的各种事迹,无一不是欺骗和暴力屠杀的组合.这实际上就是成吉思汗白手起家,从一个白丁开始巴结权贵,到借用汉族物质资源称王称霸,最后侵入文明地区,屠杀奴役世界各国人民凶手的诀窍.这也可以解释蒙古帝国后来为什么给世界各国造成了空前绝后、惨无人寰的巨大灾难.当然,有些人把这当成是优秀的战略战术手段,以及是有雄心壮志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他们尚未能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志.
在蒙古崛起以前,中国北方地区被野蛮的女真征服.接受了部分华夏文明的管理方法,北方渐渐从女真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北方个突厥蒙古语的民族纷纷南下抢劫.为了防止野蛮人的侵袭,金朝政权继承了华夏以夷治夷的方针.扶持一个部落,打击另外一个部落.当被扶持的部落强大以后,就欺压其它草原部落,还用华夏物质资源掠夺中原.女真就会把物质支持转移到被欺压的部落.这种游戏从辽代就开始,在有金一代.翘翘板的两端是草原上因为利益连接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部落联盟,包括相互有血海深仇的突厥语克烈部和鞑靼部.
铁木真本是贵族后代,年幼丧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失去了父亲的奴隶和多数,只剩下九匹马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弟做帮手.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他利用自己父亲和克烈头领王汗的友谊,拜王汗为养父.在自己的老婆和后母被蔑尔乞部落绑架强奸以后,又通过王汗的关系,找到一个势力强大的草原贵族扎木合作为靠山,拜为兄弟(安达),联合偷袭了蔑尔乞部,把老婆抢了回来.铁木真成为扎木合的部下.
铁木真两年以后第一次玩恩将仇报的游戏,从扎木合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扎木合的奴隶,背叛了扎木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尽管大多数历史记载已经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他和亲属一起把父亲的一些旧有的奴隶,加入到王汗的部落阵营中,增强了王汗在草原相互残杀中的实力,并帮助突厥语族的王汗杀剿蒙古语族的各部落.取得了王汗的信任.
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此时被金朝扶持强大的鞑鞑部落,去金境汉族地区掠夺财富,金朝决定改变支持的对象,派完颜丞相找到克烈部落头领王汗,封他为王(王汗名字从此而来).同时册封铁木真为金朝节度使,并准备册封他为招讨使.这以后过程的记载虽然被蒙元政权删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成为他发家的资本.
同时,铁木真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中国做好了准备.虽然具体记录被蒙元政权删去,这些事情却仍然可以在元史中通常未被注意的地方看出痕迹.
在金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找机会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隶.此时,成吉思汗巧妙地利用王汗的势力,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弟.清除了和自己争夺对奴隶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又借助王汗的势力消灭了自己的世仇蔑尔乞部落.
此时,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乾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了双方分裂.铁木真率领蒙古语族的部下出走,被王汗和其子追杀.损兵折将后,狼狈逃走.没有粮食,被迫杀马充饥,饮脏水解渴.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
在此期间,尽管文字记载被删除,但我们可以从别处知道,铁木真仍然是金朝的属臣.不断去金朝进贡.见过金朝的永济王.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有众多的兵源财产,我们可以推测,他暗中联系金朝政府获得物质资源,是最主要的实力来源.很可能,他自己也去过中原,晋见金政府官员,商讨如何对付他以前的干爹王汗.
在此时,王汗在草原称霸,不可一世.他和金政府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朝边界.被当时还很强大的金朝打击,惨败而归.此时,成吉思汗在背后突袭克烈,杀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紧接著,成吉思汗利用金朝物质支持,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铁木真拆散被征服的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并自称成吉思合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可怕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空前绝后.
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改变了草原社会的性质.游牧民族在古代战争中素来灵活机动,相对其他民族有天然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野战中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不对等的.游牧民族素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以多击少.对手强大(往往是步兵集结数量多),他们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他们的补给依靠是为掠夺其他民族,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不象文明地区的军队需要后勤供给,本地被抢劫后补给困难更是加大了实力的差距.游牧民族在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大时,也是假装失败逃走,诱敌深入,把对手引到远处.再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让对手在饥恶中丧失战斗力.而且游牧民族在不断集体围猎训练中弓马娴熟,配合默契,弓箭射程常远于未经充分训练的对手,可以在两军万箭齐发的对射中,伤敌多于己伤.
但是在蒙古帝国以前,游牧民族联合掠夺的传统方式都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首领对各个部落首领没有任免权力.部落首领部下都是自己的子弟.如果某个部落在战争中为了联合掠夺文明地区损失太多自己的人,在以后草原自相残杀中必吃大亏,甚至面临灭绝.因此常有因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生命而不听从统一号令发生.这无疑抵消了游牧民族的天然的军事优势.成吉思汗征服各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他立刻把其他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重新武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蒙古战士没有躲避战斗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这把那些本来就战斗技艺高超却怕死的队伍,变成如同一个不顾自己生死、只顾杀人的发疯的野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文明地区抵御难度.
三蒙古对入侵和对中国各族人民的种族灭绝,蒙古灭绝西夏金的过程.
草原民族的不事生产、专事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刚刚成立的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只安居乐业.他们象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没有不能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次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成吉思汗当然也深谙此理.为摆脱内心中抢劫暂时得手后对同夥内哄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它民族.企图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的火并.由此造成了历史上中国和世界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野蛮屠杀中,造成了两亿世界人口消失.我们这里重点讨论中国地区的情况.
蒙古帝国侵入中国,先后用了70多年时间,分很多次进行.
他们先找最弱的西夏下手.1205年到1207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先后三次西夏.西夏率领军队抵抗失败,退缩到城市防守.蒙古军队没有攻城技术.无法攻克城市,在就农村地区大肆杀掠,并企图用水淹没其城市,行动失败.于是西夏和他们讲和,答应进贡,服从调遣.蒙古撤军.
成吉思汗从金朝内应得知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于是准备著手掠夺金境.本来在外蒙古和金境之间、即今日的内蒙古,有一个屏障,突厥语的旺古部臣属于金,为金起保护作用.被成吉思汗暗中买通.而且由于女真政权对汉民族残酷的欺压,很多有技艺的汉人和契丹人纷纷投奔蒙古,给他们带来了蒙古不会的武器制造技术.这在以后西征和灭亡金夏等城市攻坚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永济王即位后.成吉思汗知道此君昏庸,时机已到.就撕毁和金朝的臣属关系,在1911年集结大批军队突袭北京.金朝迫不及防,失去了长城外围据点.匆忙集结了30万军队,成吉思汗用一年时间攻不入长城.自己还在进攻大同的时候被中箭受伤.于是他先攻取了防守空虚的东北地区的城镇,并使用诡计把金国30万军队引出长城,让其在野狐岭不利地形被围攻,充分发挥蒙军野战优势.切断金军供应,等到金军战斗力丧失后,彻底消灭了金军主力.因此得以攻入了居庸关,分三路包围了北京.但是由于当时尚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无法攻入城内,就在农村地区杀人抢劫.一路杀到了山东.据史载,蒙古军攻破破九十多个城镇,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几乎完全被**,金帛、子女、牛羊马全部席卷而去,房屋全部被毁,城郭变成了丘墟.这可能是目前存留的最早的关于蒙古军队种族灭绝行为的文字记载.
金国在都城围攻中决定求和,答应进贡,蒙古军撤兵.金皇帝把首都迁移到汴梁,成吉思汗借口迁都是不诚心讲和,忽然杀了回来.这时金国内哄哗变,北京城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关城门,被蒙军杀入城内,用了一个月时间杀人掠夺,搬走所有的贵重财产,再把城市焚烧后、夷为平地.由于忽必烈篡改了历史,蒙军在北京屠杀的人数已难以确证,但史料记载,金朝平时平时常驻人口已近百万,加上战时避难的农村人口,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估计在100-200万之间.至于中原、西夏和东北农村地区被屠杀人数就无法考证了.
在攻克北京时,成吉思汗得到一个契丹人耶律楚材作为助手.此人受华夏文明熏陶.心地善良,暗中对百姓生灵充满了同情.契丹和蒙古同属东胡后裔,被蒙古人视为同族得到信任.而且,他善于理解不珍惜人命却视财如命的蒙古人心理,装成是为他们服务,利用他们贪财,告诉他们如果不屠杀被征服地区人民,而是奴役他们,蒙古人就可以从奴隶的生产中,得到大量财富.他的所作所为效果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蒙古政权部分收敛了种族灭绝的行为,大量人民因此幸免于难.另一方面,他使得蒙古帝国统治吸收了文明管理的力量,增强了其实力,因此也让更多的人民遭受了苦难.
在北京屠杀结束后,成吉思汗集结大规模军队出征花刺子模国屠杀抢劫,金国以黄河作为天险抵抗,修筑了潼关.成吉思汗留下木华梨进攻金政权,虽未能得手,但其骚扰过程阻碍很多金朝地区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严重地消耗著金政权的经济和实力.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指挥洗劫花刺子模的战争.蒙军利用野战的优势,把花刺子模军队围困在城市里.在利用从中国学来的各种攻城技术,在局部地区以多击少,各个击破.最后用约三年时间,征服了花刺子模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军在多个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种族灭绝.根据波斯人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和伊拉克著名伊斯兰学者依本-阿特记载,成吉思汗每到一处,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男女老少按照百为单位聚集起来,分给手下屠杀.即使是丝毫不抵抗就投降的城市,也一样遭到种族灭绝的厄运.千年之后的今日中外读者读到蒙古人对无辜百姓使用的各种残忍手段时,会感到惨不忍睹.他们把孕妇的肚子刨开,杀死里面的婴儿.他们在被宰割的对象临死前,百般折磨取乐,把欢声笑语和受害者凄惨结合在一起.他们把死人的头按照男女老少分类,摆成高高的金字塔,以此炫耀他们的武功.他们尽量破坏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Oxus)城,有一个妇女在被杀前叫喊她可以给蒙古人珠宝,用以饶她性命,结果蒙古人听到珠宝被吞到肚子里以后,就立即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成吉思汗得知后,就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他们当著丈夫和父亲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强奸的妇女和他们的男性亲属杀掉.以此观看他们痛苦取乐.为了彻底杀光所有的人,他们还常常假装撤离,引诱隐藏的幸存者出来,再把他们杀死.总而言之,他们所做的,就是除了能帮他们制造武器的工匠以外,把所有的异族杀光.如果有幸存者,不是因为他们宽容,而是他们力所不及.
蒙古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 B. 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这种破坏包括30多年后旭烈兀对阿拉伯世界的西征).
成吉思汗在征服在征服花刺子模以后,准备进攻巴格达,并洗劫几个巴格达边境城镇.由于在部分没有彻底屠杀地区的波斯人因不能忍受横征暴敛而抵抗,于是他放弃出征巴格达的计划而回到花刺子模屠杀抵抗的居民.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派手下哲别、速不台率领一支分队向西深入到高加索地区,洗劫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并深入到伏尔加河畔.据JamesChmbers在《邪恶残暴的骑手：蒙古入侵欧洲》一书写道,哲别军因在那里贪图杀人,耽误了继续前进的行程,没有接到及时报告的成吉思汗放弃了继续西征的计划.决定回到中国掠夺.哲别军队在继续进军俄罗斯的途中受到了三个基督教民族和一个突厥(钦察)民族联军的抵抗,无法取胜.就欺骗突厥民族说,我们是同一祖先.你如果不帮助外敌,我们就把抢来的财富分给你们.突厥军队背叛联军撤出战场.蒙古军队消灭了三个势单力薄的高加索民族的军队后,立刻突袭了他们刚结识的盟友,夺回了战利品.并继续前进与俄罗斯军队交战.用诱敌深入切断补给线的办法,消灭了俄军.由于兵力不足,洗劫了当地后回到蒙古草原.
今天中国不乏美化蒙古帝国的学者,把蒙军在西征中种种残暴行为归罪于花刺子模杀害了蒙古的商队,侮辱蒙古使者.使得”蒙古民族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可是成吉思汗洗劫高加索地区基督教民族、俄国、和计划袭击的巴格达,花刺子模的*****国王莫哈莫德没有任何关系.蒙古军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和疯狂的掠夺,是出自其野蛮的本性,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复仇.所谓的复仇,是今天崇拜和认同这种野蛮行为的学者给他们找的冠冕堂皇的利用而已.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了一段著名的格言：”人生最大的乐趣,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蒙古帝国早期和中期在中国北方、西北、四川地区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在伊斯兰、基督教国家的残暴罪行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在古籍中一样可以发现他们把华夏百姓按照十、百等单位分出来,分给军队一个一个杀死,看见他们摧毁房屋,绑架和强奸妇女儿童,和*****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记载何其相似.中外都记载了当路人看到蒙古帝国屠杀现场时,无不声泪俱下.
很多人都不明白,如果这些人还是人,怎么能对那些善良、温顺平民百姓下的了手？很多百姓都不相信蒙古人真的会把所有的人杀的一个不留.古代世界各国文明社会的人和现代人的特点一样,就是习惯于在社会分工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习惯于人人抗战.在波斯被蒙古人野蛮入侵时,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一大群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乖乖地被蒙古兵杀掉.华夏百姓也是一样.我们在下面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到,是华夏民族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古帝国改变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在此之前,中亚和东欧,无数抵抗能力较差的民族从此在屠刀下无声无息地消失.我国现代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征服世界描写成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促进中国的民族融合.我们有必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知道,当那些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人准备再次促进促进民族融合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民族融合意味著什么.
从客观角度来看,成吉思汗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对敌我双方实力和胜负对比的判断非常精明.尽管当时世界首富的中国的财富使他们垂涎已久,但他非常清楚过早的和实力强大对手交战的危险,自己的统治随时会有崩溃的危险.所以,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先寻找势力单薄的弱小对手作为洗劫的目标,得手后增加实力,再去找一个稍大的对手.这种战略选择,保证他从弱变强.西征之后,他实力增强,决定找中国最弱的西夏政权下手.他借口西夏不派兵助其西征,不派遣儿子到蒙古地区做人质.就集结大规模部队进攻西夏,此时蒙古帝国从花刺子模得到的资源提高了攻城技术,而且兵力成倍增长.所以西夏国土资源有限,无法再抵抗.西夏尚未被完全征服时,成吉思汗因伤病而死,(或说因为从马上摔下,或说因为指挥攻城的时中箭负伤),成吉思汗死后遗留了两个决策,一个是要求蒙古军队在征服西夏以后把当地人斩尽杀绝.另一个是从陕西南部宋境绕过金国要塞,直接攻克兵力空虚的金国首都.
成吉思汗死后,西夏最后的都市投降,蒙古人遵照成吉思汗遗嘱把西夏人从国王到当地全部百姓全部被屠杀,此后党项人基本被灭绝.党项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这是在我国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在家乡被灭绝的第一个先例.残余羌人流落四方,这个除汉族外中国最大的民族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由于当时没有人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被屠杀人数今天无法确定.估计是几百万到两千万之间.从最初蒙古进攻西夏开始到亡其国,总共花了21年时间.
在成吉思汗西征过程的同时,木华梨不断派骑兵骚扰金境,金朝财政收入枯竭,经济崩溃.南宋听到金无力侵犯,切断了对金的岁贡.进一步恶化了金朝经济状况.此时金做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决定,试图进攻南宋逼迫南宋恢复进攻.可南宋军事实力早已大大增强,击败了金军进攻.双方反而因此增加了仇恨,使得金腹背受敌.后来金哀宗执政,遣派使节去南宋解释蒙古人残暴性质,试图和南宋结盟对抗蒙古,可是再也无法得到南宋信任.反而使得南宋觉得找到了落井下石,联合蒙古灭亡金朝、报复金先辈欺压南宋的好机会.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金国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四蒙古帝国征服南宋和南宋军民的奋起反抗
大约在其后两年,蒙古军队决定进攻南宋.他们开始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地都做了试探性的进攻.此时虽然蒙古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世界之最,但是他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由于兵力不足,蒙古军队的进攻全部被击退.
蒙古帝国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河流众多,蒙古难以发挥骑兵优势,而且防守其地的孟珙、赵葵、杜杲都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组织防御合理,多次击败蒙军的进攻.因此窝阔台决定采用先进攻离南宋政治中心遥远的四川,再沿著长江向下游进攻南宋的战略.最初的几次进攻被四川优秀的低级将领曹友闻以少胜多,大败而回.窝阔台组织集结了更大规模,号称80万军队,准备一举拿下.曹友闻听到消息,竭力主张在四川前线险要山区抢建工事,然而不被制置使赵彦呐接受.等到蒙古大军一举攻入四川平原,曹友闻因为敌众我寡,计划在暂时率军在险要山口,堵住蒙军后路,等待战机.此时赵彦呐却害怕已经攻入腹地的蒙军,一天送交9块红牌,下死命令曹友闻出击蒙军.曹无奈,只好决定夜间突袭歼灭敌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险取胜.在率军突袭时,不巧大雨泥□,耽误了行军速度,赶到战场已是白天,敌人骑兵通报了其他部队,蒙古军队借助马匹速度,在曹消灭敌军前飞速反围了曹军,数万骑兵围攻数千步兵.曹悲叹时运不济,和部下顽强战斗到死,其部全部被杀害.
此时四川平原完全敞开,任由拥有众多骑兵和火炮的蒙古军队在平川上大肆杀掠,只有极少数州县幸免.宋朝完全失去四川巨额财政收入.在暂时的停滞后,蒙军深入成都,直扑重庆,被南宋名将孟珙率领军队击败.此时理宗需要孟珙镇守襄樊重镇,就十分认真地物色另外一个人物防守四川,经过仔细考虑,理宗破格提拔一个很能干的人物余玠(王介).他利用复杂的地形,采用了高超的堡垒战术.使得四川防守不但相互呼应,而且还可以不间断地生产.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他一步步逼近蒙军,用了大约十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把四川平原收复回来.还对汉中地区采取了攻势.可是余玠居功自傲.书信中对理宗缺乏应有的尊敬.使得理宗厌恶他,就撤了他的职,让平庸的尹余晦代替他,余玠听到消息,忧郁而死.
此时蒙古大汗窝阔台死亡,经过内斗,托雷的儿子蒙哥继承大汗之位.他们在欧洲打仗得心应手,在中国收获甚微.性格残忍的蒙哥让弟弟旭列兀去抢劫阿拉伯世界.自己集中兵力进攻中国.由于余玠在四川防守固若金汤,蒙哥决定首先采用蒙古惯用的迂回包抄的故伎,派弟弟忽必烈率5万人20万匹马绕道南下,征服大理.大理亡国后,用其做跳板.在背后攻击南宋.可是此战略并不成功.
余玠被撤换后,南宋在四川战场屡战屡败,失去了余玠收复的领土.蒙哥决定组织一次全面协调的多路攻击.他亲自指挥主力进攻四川.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武昌),蒙军李X部进攻淮东.兀良合台军从大理出发,进军湖南鄂州后方.南宋派贾似道进增援鄂州.贾似道使用刘整建议的战术,大败大理方向的蒙军.然后进驻鄂州,解救了被大军围困的局面.
而蒙哥方向军力浩大,席卷了整个四川平原,最后围歼长江流域的堡垒.可是四川军民英勇不屈,余玠的副手王坚指挥军民坚守合州,誓死不降,蒙哥下令强攻,结果在指挥的时候,被抛石机抛来的乱石砸伤,不久死亡.其大将汪世显也丧生.
蒙哥死后,其亲属纷纷回蒙古争夺汗位.忽必烈因害怕汗位被夺,正要回师.刚好贾似道前来求和,希望划长江为界.正中忽必烈下怀.双方签订和约.此时,旭列兀血洗了巴格达和伊拉克地区,大肆杀掠,破坏两河流域水利系统.正在进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几乎已经完全征服阿拉伯.可是他为争汗位,把主力撤兵回蒙古,只留下少量军队在西亚.结果在埃及的残部被马木留客击败.所谓蒙古军第一次被击败的原因,是实际上是保卫钓鱼城战役胜利造成的.
不幸的命运却被推在了中国人民的身上.因为理宗任命自己的大舅子防守长江流域,此人的专长是陷害同事以获得权力.这次蒙古撤军,他竟然虚报战功,隐瞒自己求和真相,谎说是蒙古撤军,因为自己的指挥有方,击败了蒙古军队.结果理宗大喜,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趁机迫害几乎是所有在抗蒙战争中立功的将领,把他们撤职、查办,甚至杀害.而且,有一个大臣提出在长江流域防守薄弱,必须提前抢修堡垒,意见被贾似道 扣住不 发.在贾似道迫害的将领中,有一个比较能干的将领刘整,投奔了蒙古人.
此时蒙古人正在争夺汗位,忽必烈在蒙古政权中属于比较偏向汉人的蒙古人,他主张用法律保护汉人农民不受抢劫,以便蒙古贵族通过纳税获得更多的财富.他的主张和那些希望随时可以在中国北方抢劫剩余农民的传统强盗方式蒙古贵族发生剧烈矛盾,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是站在抢劫者一边,如果推选,忽必烈一定处在下风.忽必烈在蒙古境外宣布自己被推选成可汗,使得蒙古分裂成为两个政权.经过大约十年内战,忽必烈利用汉地物质资源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文明和野蛮较量中,相对文明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忽必烈汉化程度高,不再采用蒙古帝国传统的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的方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儒家治理国家的方法.中国在蒙元政权下被破坏严重,文明极度倒退,人民倍受痛苦是客观事实.中国人民在他手下受到的痛苦比在其它采用种族灭绝政策的蒙古可汗下的痛苦少,也是客观事实.但是采用儒家文明的政策欺骗性很大,使得很多汉奸以为蒙古帝国会接受华夏文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他效劳.其实忽必烈采用儒家文明,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采用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收买汉奸为其效劳,那么蒙古征服中国的野心就会失败.
本来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困难是因为南宋被一个水网保护层围住.他们的骑兵不能绕到后方抢劫,破坏后勤.刘整投奔蒙古人后,被委以重任.他制定了一个在长江流域建立水军,抢先修筑堡垒的计划,被忽必烈采纳,并让他指挥完成.刘整用堡垒封锁了襄阳的水路后勤补给线.造成襄阳几年后失守,水网被打开缺口.蒙古人就可以用骑兵长驱直入.此时蒙古己基本不再采用种族灭绝的方法,而南宋经济被四十多年的战争拖垮, 在奸臣贾似道的统 治下没有士气,无心恋战.被蒙古攻克.蒙古人用两年时间轻易通过那些南宋其它地区.攻克了临安,宋皇后下令投降.可以说,南宋的灭亡是亡在贾似道的手里.
临安政权投降后,抵抗蒙古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蒙军在江南节节胜利的时候,消息闭塞的四川却在王坚的副将张钰(言玉)的指挥下,逐渐收复四川的领土.蒙军重兵围剿,互有胜负.刘整虽招降几个城市,也未使得四川军民屈服.最后是投降的皇后和宋幼帝的手谕,才使得绝大多数守军气馁投降.张钰誓死不祥,在合州战斗中牺牲.
与此同时,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试图在广东沿海组织新的南宋政权.忽必烈很清楚,如果不趁其反抗力量尚未发展壮大以前消灭它,得到的江山很可能随时会失去,于是1279年,忽必烈派张弘范率重兵征讨广东,消灭了南宋在广东的数十万军队.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南宋彻底灭亡,一段中国文明也随之灭亡了.
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了几十年,蒙古贵族不得不采用了停止种族灭绝和野蛮抢劫,召纳汉奸的手法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才使得中国南方地带的人民没有遭到象中亚、中国北方和四川那样的种族灭绝的惨祸.中国南方地区没有遭到中国北方那样的彻底毁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过去的繁荣.中国没有被蒙古破坏乾净,是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功劳,绝不是蒙古强盗慈悲心软的功劳.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的繁荣,是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结果,而绝不是象今天某些颠倒黑白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蒙元帝国治理的结果.
五 汉族人民在蒙元时代遭受的巨大苦难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侵入中、西亚地区时曾经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伶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这些阿拉伯学者的描述,完全可以转移到中国的蒙元时代.在蒙古帝国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至少造成了6000万人民的死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被掠夺成为奴隶,有多少妇女惨遭强奸后被杀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和阿拉伯学者一样,很难想象人类在世界结束以前,还能遭受的同样的灾难.即使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疯狂的烧、杀、掠、抢,在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杀害了30万-50万无辜的百姓,也没有象蒙古帝国系统的种族灭绝那样恶劣.他们仅在成都一个城市的城里,就屠杀了140万人口,城外的屠杀的无法计数.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中国仅有类似成都屠城记录的城市就不下几十个.其规模和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如果想知道中国亡国会给人民带来最悲惨命运是什么,那么看一看中国人民在蒙元政权下的生活,就会清楚了.
蒙古人的入侵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掠夺和侵略,从文明分野的角度入手,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出汉文明和北方骑马民族的游牧文明乃是异质文明,在历史上多的是游牧民族对农耕的中国人的入侵.在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带是世界最大的草原地带,也是最重要的马匹产地,然而生存条件恶劣,常常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他们的文明处于半饥半饱的粗陋和低下的状态,文明的发展缓慢,无法发展出如汉文明一般的精致文明的上层建筑,因而缺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所有的高层次的文明因素,也无法发展出对牧民们形成道德约束的畏惧之心和对他人类的恻隐之心.游牧的牧民们接受现代文明前,儿子可以收继父亲的妻妾,杀掉无用的老人,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和草场互相斫杀,也就是说他们还处于野蛮人的阶段,草原上人口的增长始终缓慢.在汉文明地区的汉人已经发展出社会分工,农工士商各安其位,不断创造财富,在耕地上手创自己幸福的生活.然后汉文明地区富裕繁荣与游牧文明地区形成了巨大差别,牧民们在生存的压力下,开始尝试掠夺汉区,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而且汉区人民的反击也是很厉害的,有时能千里出击,扫荡梨庭,所以有勒石燕然,封狼居胥的故事.牧民们发现各部落联合起来抢劫可能更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形成了部落联盟,把矛头指向了南方,这个时候汉文明的恶梦开始来到了.
骑马的牧民们先后形成了好几次联合的抢劫,最大的一次当属蒙古人的联合,这一次他们成果丰硕,几乎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他们的猎场.汉文明成了他们手中最大,最精致的猎物,这个时候的汉文明在宋王朝时期.
崖山之后,宋朝灭亡,中国可以说已不存在,当然,文化还是艰难的在民间存在着,游牧的蒙古人基本上不接受汉化,汉人却面临着胡化的危险.作为中国人,我们在反省历史上各汉族农耕王朝施政得失,政治制度清明或黑暗的时候,不应该斤斤计较各汉族农耕王朝的种种缺失,却忘记这是我们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你死我活的种族的战争,不然我们的祖先费那么大气力在文明的边疆地带修建长城干什么？是为了更好的压迫我们国内的人民吗？显然不是,是为了抵御年年南下掠夺人口和财产的骑马民族.这些骑马民族杀死成年男子,掠夺妇女儿童增加他们的人口,然后这些汉族的后代长大后再回来掠夺汉区.看看现代土耳其人,他们的血统和欧洲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他们是中亚的突厥人,和现代的中亚人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别的.为什么呢？还不是骑马民族掠夺他族人口增加自身实力造成的吗.土耳其突厥人滋扰了欧洲一千余年,把自己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当然,反省自身的制度也是必须的,汉族人内部的改朝换代是属于文明内部的自我升级改造,而游牧民族对汉区的入侵纯粹为了掠夺而已.
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抵抗也最强烈,最后一个亡于蒙古巨兽.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我们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一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继起的明王朝开始时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大杀名臣,廷杖士大夫,夷人九族,无复宋王朝尊重生命价值,尊重言论自由,以及不抑制商业,重视对外贸易的传统,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和并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其统治思想更趋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忍好杀,视人命如草芥,恰是汉人复国与蒙古人残酷斫杀过程中,习得了对手的野蛮习气,敌我生死作战的大环境下,已没有了中间地带,非我即敌,因此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已大不如没有遭遇整体性亡国的宋.朱元璋死后活人殉葬,恰是蒙古的野蛮作风的恢复.在百年沦亡的情形下,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因为敢于抵抗的人都牺牲了.大屠杀使汉人精神麻木,丧失了固有的仁慈精神,使经历了大屠杀后剩下的人麻木苟且.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觉而言,宋朝留下了灿若群星的文人,官员,名臣大将队伍,他们一个个面目丰满,个性独特,亦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宋的独特性.杨家将,宗泽,岳飞,寇准,苏轼,秦观,周邦彦,欧阳修,晏殊,李清照,司马光,沈括,王安石…… 这些名字即使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也是如雷贯耳.更不用说,水浒中的人物,好像都不是贫穷农民,大都是小市民,军官,流浪汉,地主或者是政府公务员等,宋的社会空间的扩大在小说中亦有间接反映.整个蒙元,恐怕只有<窦娥冤>了入选课本了.也许中国的命运正如窦娥那样吧,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宋代以后，中华文化由张扬肆意走向内敛含蓄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