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老——“文虎上将”殷承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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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元老殷承瓛上将
殷承瓛（1877~1945），云南陆良马街良迪村人，当地人称殷三大人。近代政治家、军事家、曾任新军19镇参谋官、督练处总办、云南都督府总参谋长、滇军西征军司令、总统府经界局清丈处长、护国第一军总参谋长、川边镇守使等职，陆军上将军衔。他对云南乃至中国近代史产生过积极影响，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过杰出贡献。
云南辛亥武装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各地连续起义。然而，分散在四川各地的革命政权并没有统一，军队派系林立，“政令分歧”，黄兴及重庆军政府都督张培爵等人，连连发电向蔡锷求援，请求派兵援川，以解燃眉之急。云南军队入川后，披坚执锐，所向无敌。随后，由于清军反扑，汉口、汉阳相继失守，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决定组织云南北伐军，出师贵州。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一直欲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11年，英帝国主义趁中国处于多事之秋，故伎重演，怂恿逃到印度的达赖派其亲信潜回西藏再次策动武装叛乱。英军也借“调解”之名，送达赖回藏，入侵拉萨。他们还以达赖的名义发布了“驱汉”命令，组织“民军”公然挑起民族事端，围攻川军，进扰西康地区，公然宣称“独立”，形势十分险恶，告急求救之书急如星火。这次藏乱被称之为“辛亥年西藏叛乱”。
所向披靡 西征军威震西藏
蔡锷在派兵援川、援黔的同时，认为滇、藏境界毗连，“形同唇齿”，西藏危机，云南有危亡之虞，滇军不能坐视不管，故主动请缨，表示云南愿意出兵西征，抗英保藏。1912年4月，西藏形势进一步恶化，蔡锷于4月30日、5月6日，两次致电北京，分电各省，明确表示云南愿意出兵西藏，以挽救危局。这时，四川都督尹昌衡亦希望滇军进藏，协助平定藏乱，他致电北京政府：“藏境危急，请饬滇督速拨劲旅军队，联合进藏。”
在川、滇两省及各方面的要求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5月18日正式同意云南军队与四川军队“联合进藏，竭力镇抚”。蔡锷经再三考虑与权衡，最终任命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总长殷承瓛为西征军总司令，率领左、右两个纵队，于1912年7月从昆明出发，取道云南大理、丽江、中甸入藏，准备配合川军直捣拉萨，彻底消灭叛军。
8月12日，当川军张世杰部战败，退守阿坝，巴塘危急，粮草告尽之时，云南军队不顾自然条件造成的重重困难，以神速进展赶来，其左路纵队8月15日便同叛军在溜筒江附近遭遇。叛军隔江放枪，17人被毙，被迫退至40里以外的墨里村。第二天，叛军再次纠集，砍断溜索，“潜伏西岸”。西征军队以一部还击，造成强攻声势，另一部设法过江，绕过墨里村，以前后夹击，出奇制胜，攻破叛军阵地，打死、打伤叛军50余人（包括跳江而亡20余人），而云南军队无一伤亡，仅折九响枪一支，消耗子弹1400多发。
8月26日夜，西征军乘胜发起反攻，兵不血刃地收复了盐井、乡城等地，大获全胜，生擒叛军军官鲁宗甲约，叛军纷纷逃散，解除了川军巴塘之围，威震西藏，“举国欢呼”。
北京政府曾致电云南，下令嘉奖。电报称：“蔡都督调度有方，将士奋勇用命，深堪嘉奖。”
顾全大局 蔡锷撤兵回滇
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云南军队采取了团结藏族上层人士的政治攻势。西征军在抵达丽江后，即发布文告，规劝各寺喇嘛，解释中华民国的宗旨是“五族共和”，重申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投诚的僧侣，但对挑起本次藏乱的达赖部将葛尤夏旦等人则坚决打击，表明了此次西征的原则和立场，对最终平定藏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英帝国主义甚畏云南西征军乘胜追击，直捣拉萨，便直接出面干涉，以不承认民国政府相要挟，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四川都督尹昌衡此时竟也认为藏事应由川省负责解决，故阻挠云南军队继续前进。北京政府便以“军费难筹”、“恐酿交涉”，强令云南撤兵。蔡锷为免“转生枝节”，不得不以顾全大局而执行命令，于10月命令西征军撤兵回滇。11月，西征军抵达丽江。
尽管云南军队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但其挟辛亥革命胜利之威，继援川援黔之后，“人不御甲，马不停蹄”，仍然士气高涨，一鼓作气，克服途中遇到的许多困难，进展神速，援藏平定了大农奴主勾结英帝国主义发动的武装叛乱，粉碎他们企图使西藏“独立”，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凯歌高奏，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个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可称之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第一次入藏平叛，理所当然地应该记在云南辛亥武装起义胜利的丰碑上，向世人展示了经过辛亥革命铸造而成的新式滇军的爱国主义精神。
率兵援藏 英帝国主义早就对西藏垂涎三尺，武昌起义后，认为时机已到，勾结达赖企图分裂西藏。达赖在英国支持下公开背叛祖国，西藏办事大臣告事假，大统领钟颖求援电急如星火。电曰：“西藏因饷械不济兵心动摇，达赖嗾迫缴械出境诡谋自立，追逐班禅逃印，囚其左右，后藏江孜靖西一带官兵尽为凌逐饥流印度，拉萨被围，衙署被占，惨杀汉人，几无遗类，万望火速救援，保我疆土。”民国元年（1912）四五月间，滇都蔡锷连续电告北京政府和四川都督尹昌衡，希望“迅为筹处以救危机，云南愿出兵入藏平叛”。
中央决定派云南、四川出师解决西藏问题。战事急迫，事不待人。云南决定组织滇军西征，任命殷承瓛为司令，进藏平叛，四川由都督尹昌衡率兵进藏。1912年8月10日西征军由昆出发经大理抵丽江。兵分两路，左路郑开文率领，由维西攻盐津，右路姜梅龄率领，经中甸攻乡城。司令部设在丽江，以指挥全局，应付急情。
8月15日，郑开文和西藏叛军相遇，在溜简江附近激战，打死打伤叛军一百余人，而我军无一人伤亡。郑开文部乘胜追击，攻克盐津。右路部队也进展顺利。西征军旗开得胜，势不可挡，作战勇猛，总司令殷承瓛，运筹帷幄，精于军事。当时藏区叛军内流传着“不怕四川尹都督，只怕云南殷将军”的民谣。殷率军到丽江时，颁发藏文告示，劝谕各寺喇嘛，申诉中华民国宗旨本系五族共和，希望全藏僧俗民众不参与叛乱。“全藏僧俗如真心共和，则我军所到之处，应代为刍袜。支应乌拉……仍分别照市给价，决不轻取一物，妄杀一人”。希望西藏“选举议员赴京参议政事，同享共和幸福。”滇军所到之处，深为藏民拥护，僧俗争相投诚。正当形势对我军极为有利时，川军借口滇军如前进可能与英军发生战斗，三次急电袁世凯，要求阻止滇军前进。袁世凯电令“殷司令勿轻进”，由尹昌衡专办此事。
殷承瓛不得不撤兵回滇，军至丽江，他著文刻碑纪念阵亡将士，为纪念此次入藏平叛，也是为了让后人了解云南西征军的真实情况，殷承瓛 特亲笔书写，勒石 为铭于丽江象山下的黑龙潭公园内。这块碑文高约2米，节选如下：
故剑飞花， 挥堕情天之月，同绵城春闹，未免魂消。黑塞秋凉，能勿气短。于是赵尔丰七载经营，百方设始之，关外各州县遂纷纷告陷矣。尹督内惕于阃威，外迫于清议，积差成愤，自清临边。而荏苒半年，仅以一纸军声呼啸世塞。所号称万五千人者，不过五之一，行次雅州，大掠而溃者又四之一。甫抵鱼通，顿师不进。而川边千里，指日荡平舆。三藏不能容两军之电遂哆然而来……
朝下一令曰其速来，暮下一令曰其速去。岂计及我昆弟子侄之生命牺牲几何？我伯姊诸姑之簪珥损失几何乎！奈至求入藏不许，求协饷不许，求屯边亦不许。师还榜揭，蠢尔降番叩马泣留，我军以羞无解。诒之曰：为汝入平江卡，即来也。乃绕道南旋，而西方极乐地竟幻如泡影矣。能不哀哉！夫藏亡则川亡，川亡则滇亡，滇亡而民国犹有存者，其亦郝颜也已。今亦既班师矣，风云帐下，磨残烈士壮心；鼓角镫前，洒尽英雄老泪。蜀犬亦知吠日，何日忘之；井蛙竟敢观天，非天小也……
云南援藏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西藏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留下后患。但殷承瓛率兵援藏，旗开得胜，挫败英帝国主义企图分裂西藏的野心，平定了达赖组织的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努力。
护国起义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迅速将中国引向独裁。为加强对云南的防范，袁世凯玩弄手段，调蔡锷上京任经界局督办，殷承瓛任副督办兼清丈处处长。由于蔡锷身兼数职，经界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殷承瓛主持。经界局成立后，先确定了工作要点，为了借鉴外国经验，1915年2月，殷承瓛赴朝鲜及我国东三省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制定了全国清丈土地的详细方案。在蔡锷的领导下，殷承瓛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编译了中外经界三书，即《各国经界纪要》、《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经界法规草案》，并已公开出版。在北京时，殷、蔡两人形影不离住在一起。据孙永安先生回忆，殷承瓛对我说过，袁世凯任蔡为经界局督办时，每天常看到蔡锷的愤懑情绪。殷还说：“袁世凯玩弄手段，将各省高级官员调到北京名为重用，实则羁縻”、“这些人每天吃喝玩乐，在一家外国人的住宅随便可以叫妓、赌博。”
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1915年8月15日蔡锷拉上殷承瓛从北京搭乘晚班车到天津，找到梁启超一同到汤觉顿住处，四人商量了一夜，决定由蔡锷、殷承瓛到云南联系旧部，发动反袁起义，这次会议称天津四人会议。过去我们只知天津四人会议有梁启超、蔡锷、汤觉顿，另外一人不得而知。梁启超在其文《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谈到“蔡公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在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认识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一同到汤公寓所”。“这人是一位师长，现已经出家做和尚，在南京跟着欧阳竟无先生学佛”。云南将领中参加过护国战争以后淡出政坛跟着欧阳竟无学佛的只有一人，这人就是殷承瓛。佚名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也佐证着殷承瓛1917年卸职归省“自是一意学道，初从欧阳竟无，研法相宗”。
为了麻痹袁世凯以便找机会逃离北京，殷、蔡常出入妓院，表现出对政治己心灰意冷，使其逐渐放松警惕，并设下圈套，借替蔡锷祝寿，大宴宾客，众人烂醉时，蔡锷摇摇晃晃站起推说“方便”，殷承瓛趁机说：蔡公醉了，我扶你出去。厕所窗外早已准备好梯子，汽车及接应人，他们逃出住宅，赶到小凤仙家，留片刻以掩人耳目，随即连夜乘火车到天津、上海赴日本。殷承瓛先抵日本找到石陶钧先生请其在蔡锷抵日时，“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与袁探的耳目”。蔡锷抵日时，石陶钧等人在码头迎接，蔡锷立即与石陶钧换了服装，蔡、殷雇小舟密赴横滨。石陶钧则携带蔡锷的行李，佯装就医，将蔡锷写给袁世凯的亲笔信多封从日本家中寄出。蔡锷安全返滇后，信件尚未寄完，当袁世凯得悉蔡锷抵昆时，不禁大吃一惊！
在香港码头，殷承瓛巧遇正准备离港赴京觐见袁世凯的刘云峰，急忙扯刘衣襟，殷、蔡两公劝其勿行，一同回到云南。
北京脱险后，殷承瓛偕蔡锷经天津、日本、香港、河内历经艰险，终于返滇。这段颇富传奇色彩的往事，殷承瓛先生生前曾告诉过长孙殷世勤和蔡锷军医长李丕章先生。
殷承瓛等人的返滇，鼓舞了正在酝酿起义的云南将士。
25日，云南通电全国，并按限定时间宣布起义，建立护国军政府，唐继尧公推为督都。下设三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总参谋长殷承瓛分兵两路进兵四川叙州、泸州；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出兵广西、广东；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自兼，留守昆明，策应一、二两军，拨一部分兵力给戴戡，开赴前线，入黔、湘，三军会师于武汉。殷承瓛系在重九起义后的参谋部总长指挥全军，因戴戡是学手工业的，大家“恐戴公缺少军事学识，以殷叔恒先生同行。”由三军拨给戴戡带领一部分兵力，进入贵阳后，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和戴、殷滇军合编为滇黔护国军第三军，称右翼军。殷承瓛担负起指挥第三军的重任。右翼护国军的目的是由黔北攻綦江，占领重庆，綦江战场为护国第一军的主要战场之一。2月2日，右翼军分兵三路，进攻綦江，在距綦江十里处遭敌伏击，进攻受挫。蔡锷率第一军进四川，攻占叙府、纳溪，进攻泸州，与敌主力相遇，久攻泸州不下，前线告急。为钳制敌人向泸州集结，分散敌人兵力，蔡锷急令右翼军加紧攻綦江，然后西攻江津，截击援泸州之敌。2月27日，殷承瓛亲率华封歌一支队抵松坎，全力投入攻綦江的战斗。敌人为了打通增援泸州的通道，亦大量增兵綦江。敌我两军在綦江、江津之间的龙台寺遭遇，黔军两个排陷入重围，几乎全部牺牲。右翼军重新调集兵力集中于龙台寺一带，决心打破敌人綦江防线，切断敌人经江津向泸州的增援线。殷承瓛令熊其勋部发动全面进攻，攻下龙台寺、狮子山等战略要地。敌人亦疯狂反扑，夺回龙台寺；我军再次浴血奋战夺回龙台寺。阵地几经易手，战斗十分激烈。3月6日，护国军右翼诱敌深入，占据有利地形，在石南坪、二涂岩、坝口外等处大败敌军。3月13日，又大败敌人于石牛口、草坪亚。经长时间拉锯战，敌人亦大量增兵，坚守綦江、江津一带，綦江战场进入相持阶段。
第一军攻泸州时与敌主力张敬尧部相遇，激战27昼夜，张敬尧部伤亡很大，无力再战。我军也弹药耗尽，双方休战一星期，护国军退至大洲驿休整，此时强攻綦江，已无意义，右翼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战事颇疏，殷承瓛常来大洲驿与蔡锷共商大计，停战期将满，蔡锷电告唐继尧要求补充兵员、弹械、粮饷，而唐却置之不理。护国军出发时士兵一人仅带百发子弹，这时己无子弹，面临困境，蔡锷表示，“云南不给子弹，我除自裁外无法可想。”殷承瓛不日与刘云峰、李曰垓两君同去电报室，与张敬尧商议延长停战期一个月，一个月满又延长一个月，川黔的战斗停止了。停战期间，蔡锷喉病加剧暂回永宁调养，责成“殷(承瓛)、罗(佩金)、顾(品珍)、赵(又新)处理一切。”
护国起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统治摇摇欲坠，四面楚歌。其心腹大将陈宧在各方面的催迫下，有意反袁，又恐兵力不足，决定在蔡锷给予援助的情况下，起兵反袁，蔡欲拨正面一梯团给陈宧。殷承瓛考虑正面兵力过单，建议暂缓拨济。蔡锷则认为：“正面兵力过单，停战期间似无可虑”故决定支援陈宧。陈宧宣布起义，断绝和袁世凯私人关系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起义取得了最后胜利。
黎元洪依法任大总统后，为表彰护国起义的有功人员，任命殷承瓛为川边镇守使，授陆军上将军衔。为纪念护国起义，蔡锷亲撰护国岩记并铭，由殷承瓛书写，刻于永宁河的岩石上，以兹纪念。
善终一生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西南军阀之间的混战连年不断，“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人民生活痛苦，尸横遍野，村市丘墟。这和殷承瓛长期追求的民主共和、富国强兵的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在西南各省护国将领纷纷参加军阀混战之时，殷承瓛头脑清醒，没有参战。
1917年殷承瓛心灰意冷，决定辞职归省，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辞呈，他即返回昆明，拒绝一切职务，出家修行，到西山华亭寺做了和尚，法号太如，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后因历史的纠葛等原因，西山实在不能久留，随即逃亡到了上海。
在上海，殷承瓛最初开黄包车行，后在上海笔墨大王胡开文的帮助下，开了间书屋，卖些笔墨纸张。
1932年，在江西瑞金红色政权任职的朱德，曾派人到上海和殷承瓛联系，希望殷承瓛到瑞金去。殷承瓛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然而他感到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加上在上海这几年，又染上了吸鸦片烟的恶习，故未能成行。但朱德称殷承瓛为老师，自称门生，来人彬彬有礼的态度，令殷承瓛感慨万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被占后，沦陷区人民被迫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殷承瓛实在无法忍受侵略者的统治，遂于1938年，历经艰辛，离沪返滇。
8年抗战时期，是殷承瓛一生最后的岁月，龙云对他较为尊重，聘其为参政院参事。李烈钧、李根源、刘云峰等到昆明时，曾去看望过殷承瓛。晚年的殷承瓛坚持晨练、练书法、静坐、练功、看书。他求道学法，对佛教的密宗、禅宗很有研究。正如《云南通志长篇•人物》所说殷承瓛退出政坛后，“自是遂一意学道，初从欧阳竟无研法相宗，继从班禅及洞行习密法，有闻辄悟，得无止妙义。”
1944年殷承瓛受了风寒，卧床不起，1945年在昆明家中安然辞世。
蒋介石曾派人送来了花圈和挽联，前来悼念的各界人士，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殷承瓛生前曾骑马到陆良看过风水，选中陆良召夸果河殷家山为墓地，根据其遗愿，家人将其葬在殷家山(眉毛山)。
1956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致电云南，要求将云南10位护国元老接到北京，其中就有殷承瓛将军。可惜多数护国元老已经作古，仅有李根源、李鸿祥、马幼伯、刘云峰4位健在。
殷承瓛十分珍惜古代留下来的金石文物，1911年其父亡，他回陆良奔丧，途经古(今陆良大莫古乡)时，发现祥光碑。当时村人正用这块碑砌墙，他见有“祥光”二字，非常珍贵，便出钱购回家中。后移三仁里，筑亭保护。
殷承瓛是个才子，喜欢读书、藏书，他一生藏书50万册左右，可惜书房曾遭火灾，烧毁部分图书，经整理剩30万册。其中有珍贵的古代名字帖、名画若干，1950年其长子殷渥群尊父遗教将所藏的30万册图书全部捐赠云南省图书馆。
综观其一生，殷承瓛参加组织领导过重九起义，率兵援藏和护国起义。这一系列的重大政治活动，于国于民有利，符合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历史潮流，值得肯定。殷承瓛作为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革命者，用实际行动表明他顺应了时代要求，对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值得后人纪念。黎元洪总统称他“护国精英”。“苟利国家死生以，不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的名言，他以此为座右铭，常常喃喃念诵不已以自勉。1925年春，当着孙永安等五人，他再次书写此联，“与诸同志互相勉励”。他一生都在恪守着这条座右铭，这副对联保存至今，早已发黄并有斑斑血痕，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透过这斑斑血痕，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一心为国为民，不惜个人安危的革命者。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他不惜牺牲一切，历经艰难险阻，从北京逃回云南，与云南的革命者一道，共同领导了护国起义。这一页真实的历史，应当充分肯定评价并载入史册。
{:tongue:} 本帖最后由 活着的古城 于 2012-7-4 00:47 编辑
左起：李日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瓛 、李烈钧
点击查看：http://www.luliang.org/?10362五峰书院与两位上将 罗文祥 殷承霖、刘绍程两位先生，创办五峰书院。熏陶进步青年，培养忠贞报国人才。造就了两位民国上将、一位少将、八位校官、县官、尉官30余人。孙渡说过：“一个能成材的人，一要有优秀的遗传基因；二要有良好的教养和社会机遇；三要有吃苦、耐劳、顽强的奋斗精神。”
殷承瓛（1877—1945），字叔恒，化名何义青，法号太如。出五峰书院赴昆明考入云南高等学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湖南邵阳蔡锷同班好友，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兴中会”。宣统元年（1909年）学成回国任云南新军十九镇（师级）参谋官兼督练总办。1911年与蔡锷、唐继尧等为响应“武昌起义”在云南组织发动“重九起义”，起义成功。蔡锷任云南督军府都督，殷承瓛任督军府参谋总长，唐继尧任督军府参谋次长。1912年殷承瓛任征西总司令，率部入藏平叛，挫败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西藏的野心，扼止了达赖组织的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调蔡锷、殷承瓛到北京，委派蔡锷任总统府经界局督办，殷承瓛任经界局督办。袁世凯派人对蔡、殷二人暗中监视，意欲加害。1915年3月，殷、蔡用计谋逃出虎口，自天津取道日本，辗转经上海、越南潜回云南。12月25日在云南组织发动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护国起义”。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师入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殷承瓛任三军参谋部总参谋长，1916年授予护国元勋殷承瓛陆军上将军衔，晚年信仰佛教出家。
{: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路过@@@@{: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来灌水！{: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shocked:}{:victory:}{: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多谢楼主提供，猛顶你了。 这段人文历史有力的充分说明了陆良马街人杰地灵的见证。感谢作者，写的好。有历史遗迹。 这段珍贵的陆良县人文历史充分有力的说明陆良马街人杰地灵的有力历史见证。 本帖最后由 zgx540612 于 2015-5-22 19:58 编辑
漫步者。。。 发表于 2012-7-3 23:50
护国起义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 ...
“殷三大人”似乎指的不是殷将军而有别指！因为殷将军一直从武、从工，没有当过清朝的“命官”（当时所谓命官必须是“县七品以上文官”才能叫“大人”，武职称尉，而“品官”左右的官佐人员叫“吏”而不能称“大人”的！）；而另据记载：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后，殷将军基本在外奔波和孙渡一样极少再回陆良，他又是反封建的革命党人，恨封建称谓如仇，再说他排行也非第三，怎么会允许别人称他为“殷三大人”呢？！这一点应该搞清楚，不能随便阿附市俗流传才好。{:soso_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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