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事件
自杀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来不是因单一的因素导致。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在回应外界时，竭力为这个将42万个生命聚集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为其牟利的企业开脱，力图将死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死者自己和社会，对工人工作和生存状况闪烁其词，言行十分可鄙。而尤其让人感到恶心的是，一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居然拿整个社会的自杀率比富士康更高来为这家私人企业开脱。 为攫取利润，不肯正视和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而是请一些五迷三道的“佛法大师”和“心理专家”作秀，声称尊重习俗“改运”、“减压”，运用科学进行“心理干预”，在我看来更像惺惺作态的表演，根本上是在回避和掩盖实质问题，纯属舍本逐末的伎俩。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是这些三脚猫招数可以化解的？而以保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工会，在这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中，声音低微，任由肇事企业手舞足蹈地高调作秀而不加斥责，尤其让人感到悲哀和绝望。镜头一
24岁快乐男生梦断富士康 2010年5月6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每月底薪2000元。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快乐男声比赛的男孩，梦想是能当一位歌手。 在厂区外卢新租住的宿舍里，记者发现了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他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他好像就发了1800元还是1900元，他寄了1500元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工友说。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里，他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钱来到公司，可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是在浪费生命。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啦，很迷茫。”
镜头二
每天仍有数千人涌向富士康 在富士康公司设置的新员工常年招募点，从早上6时开始，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尽管5个月内连续发生9起跳楼事件，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这些应聘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这里应聘，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900元的普通工作。应聘者说：“包吃包住，又有劳动法作保障，会选择加班。农村人，在家里都是干农活的，12个小时没有问题。” 招募点的工作人员说，这里每天可以招募两三千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上万人。在富士康，80后90后的打工者已经超过85%。富士康龙华园区资深副理万红飞称，现在流动性比较高，尤其是基层员工，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2005年每个月只有2%~3%的流失量，而现在增加到4%~5%。
镜头三
想赚取更多钱就得加班 在生产线上最普通的一道工序是贴胶纸：在主板上贴18张胶纸，两分钟内完成。每个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块这样的主板，他们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简单而又重复的工作中度过的。 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些工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 富士康员工称，每天加班两个小时。要打工的话，平时肯定喜欢多加一点班，多赚一点钱。 富士康员工童小燕说，赚的钱里面，加班赚的比重有一半。 童小燕说，工作久了，自己也会觉得累，乐观开朗的她，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时候，就会听听音乐或者跟别人聊聊天，让自己放松。近期几起跳楼事件，让他们既觉得惋惜，又觉得不理解。 残酷企业机制易致心理问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可就会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我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富士康第八个跳楼图片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7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作为全球代工之王，他们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刘开明认为，这些年轻人迈入社会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告诉他们，你们是打工的，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困境。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克服的时候，那么脆弱一点的人，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刘开明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很多在16岁~19岁，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就过早地踏入这个社会，承担起为我们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结语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一连跳事件，很容易会被归结到员工个人的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的总数相比，十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当这十一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编辑本段]富士康跳楼事件郭台铭回应
据台湾“今日新闻”报道，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深圳富士康今年以来已有10名员工跳楼，“10连跳”造成8死2伤，引发外界质疑富士康管理有问题，鸿海总裁郭台铭一反之前的低调态度，于24日首度回应，富士康绝对不是血汗工厂，他也有信心在短期内把状况稳住。 报道称，郭台铭24日出席“天府四川宝岛行启动仪式暨经贸合作论坛”，对于富士康“10连跳”，他表示，外界不了解真相，“现在很多事都不能说，我们都默默在做。”外界质疑他苛刻员工，实情是富士康绝非只要钱不要命的“血汗工厂”。 郭台铭称，富士康员工共80几万，再加起来全球的鸿海集团多达90几万人，员工的确很难管理。郭台铭表示，“但是我们有信心，很快就会把这些状况全部稳住。” 报道指出，郭台铭24日回应媒体时讲话明显温和，虽然身边的人想阻挡记者，但他选择正面回应。他还透露，有记者曾到富士康卧底共28天，“如果有问题，老早就报道出来。” 郭台铭将赴深安抚员工 2010年5月25日早晨深圳富士康发生11连跳事件后，在台湾的郭台铭，于昨天中午在新竹喜来登饭店，宴请四川省书记长刘奇葆时表示，当天晚上会赶往深圳了解，富士康总裁 郭台铭也会带中外媒体一同前往，也希望媒体在了解之后再做报道。 而深圳富士康多名员工向记者反映，昨天下午，收到公司转发的一封郭台铭署名的“致全体同仁的一封信”。郭台铭在信中表示，最近集团公司发生了多起坠楼事件，给大家增加了许多压力与影响，他本人也感到非常意外、震惊、惋惜和痛心。 郭台铭说，目前，富士康集团正在通过完善员工关爱中心、设立员工关爱热线等一系列措施，帮助有需要的同仁。作为集团总裁，他感到压力巨大，责任重大；他呼吁全体员工积极行动起来，关心身边的同仁 企业和政府需共同努力 郭台铭在座谈会上表示，集团将收回要求员工签订的所谓“不自杀承诺书”，并且降低跳楼自杀抚恤金至适当比例。集团认为，过高的赔偿金会带来负面的鼓励效应，富士康不鼓励这样的行为，这也不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结果。 郭台铭说，富士康是一家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有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但没有社会职能。企业的人文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期内急需采取干预措施防止危机进一步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人际关怀。 按照计划，富士康将安排每50名员工组成1个相亲相爱组，小组成员内相互关怀和帮助；富士康还计划寻找70名心理学专家进驻企业，并在员工中培训1000名心理辅导师，对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在前一阶段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将成立更高规格的领导工作小组，并下设若干专责小组，进一步强力推进有关工作。李平表示，深圳市公安、劳动、工会等多部门已多管齐下，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李平称，政府将促进企业在危机中加快转型。 目前，富士康已在硬件设施方面加强了防范，比如在每栋楼的四层以上安装安全窗。 同时，程天纵称，富士康将会遵循深圳市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对员工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存在为了缓解跳楼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上调最低工资50~100元的计划。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的反应比较令人失望，“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员工个人的自身问题。如果是企业的问题，就可以从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说，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和避免悲剧重演 呵呵，保留意见。也许这个工厂破产了，事实的真相就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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