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儿童肥胖难题
作者:胡颖廉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525 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儿童肥胖情况的研究报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报告称,2014年我国山东农村有17.2%的男孩肥胖,女孩肥胖率为9.11%,而1985年同一地区两种性别的儿童肥胖人口都不足总数的1%。该研究得出结论:富含糖类和碳水化合物的西式饮食正在中国逐渐显现负面影响,中国农村地区肥胖儿童激增,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那么如何准确认识这一问题的现状和成因,并有效加以破解呢?
儿童肥胖现状和危害
儿童肥胖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根据国际肥胖特别工作组提供的数据,目前全球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总体高于10%,且呈现比例明显上升的趋势。其中45%至50%的小学生肥胖者和60%至70%的中学生肥胖者到成年后仍然肥胖。研究显示,儿童肥胖与许多成年期慢性病如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密切关系,肥胖导致这些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使人群健康水平下降。肥胖还会给社会带来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直接经济负担主要指医疗卫生系统的开销,如住院、门诊、药物等花费;间接负担则包括因肥胖引起的诸多负面效应,如增加退休前死亡率、残疾和由此对生产力造成的影响。
我国是发展中人口大国,目前全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处于失控的畸高状态。1986年进行的全国八大城市0~7岁学龄前儿童肥胖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因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仅为0.91%,但之后迅速增长,1996年升至1.76%,年均增速高达10%。一项由中国疾控中心开展的研究显示,5岁以下城市儿童超重肥胖率从2005年的5.3%上升到2010年的8.5%。
更新的数据来自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原卫生部等部委共同组织的全国多民族、大规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2011年该项目第六次调查的最新结果表明,儿童肥胖检出率呈现继续增加状态。其中7~22岁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33%、5.64%、7.83%、3.78%,比2005年分别增加1.94、0.63、2.76、1.15个百分点;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4.81%、9.92%、10.79%、8.03%。与此同时,城市肥胖的发生率逐年增加,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高于内地及经济落后地区,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各年龄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10~12岁年龄组是高发年龄段。国内外多位专家表示,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未来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甚至将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儿童肥胖问题的成因
儿童肥胖绝不是单纯的技术命题,其本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营养安全问题。营养安全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相并列,隶属于大食品安全概念体系,是指科学消费和营养膳食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符合性。三类安全彼此关联且相互影响,在不同阶段各有特点和侧重。过去,营养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因粮食供应短缺和营养元素摄入不足导致的坏血病、脚气病等;如今,营养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过度饮食带来的肥胖。
尽管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启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发布居民营养膳食指南,但早在2004年就启动立法的营养法长期难产,导致国民营养教育、职业营养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等制度无法得到根本保障。与此同时,居民营养工作相关机构持续萎缩,一些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甚至不再单独设立营养科,营养专业人才的队伍不断缩减。上述因素共同带来营养安全政策执行困难重重。
除了政策层面原因,儿童肥胖的成因还十分复杂,其中家庭环境、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最大。从出生开始,儿童所处环境就由父母营造,父母的不良饮食行为、生活方式直接导致儿童不良习惯的形成。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国消费者营养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然而相应的营养知识健康教育和科学饮食习惯普及不够,许多城乡家庭形成了不良生活方式,如高热能饮食、电视电脑手机迷恋、运动缺乏等。此外高速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的不良影响也不可小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儿童时期抗生素暴露可能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之一。上述各类因素共同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迅速上升。
农村留守儿童则是我国肥胖问题的独特成因。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4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53亿人,其中40%没有携配偶、子女共同流动,从而造成农村留守现象。城市儿童一般生活在父母身边,农村留守儿童则主要与爷爷辈居住在一起,更容易受到溺爱。加上农村地区“胖即是福”的传统观念。同时由于经济条件所致,农村儿童在饮食方面不如城镇或者城市儿童均衡,家长对于儿童饮食的满足更多是量上而非质上着手,城乡之间肥胖差异显著。所以,家人溺爱、经济条件限制带来的后果便是农村儿童更容易暴饮暴食,更容易产生营养不均衡。
破解儿童肥胖的路径
治理儿童肥胖问题,归根到底要走科学和法治道路。在加快制定营养法的基础上,政府应采取多元化政策手段。一是宣教手段,例如由政府部门或非营利机构发布膳食指南,又如通过立法要求企业在食品及菜单中列出详细的营养成分标签,从而引导消费者合理饮食。二是经济激励手段,如:美国一些州对碳酸饮料征税并对健康食品进行财政补贴;英国对含糖汽水征税,用价格等机制影响消费者行为。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建议采取财税政策和价格机制,调节果汁等含糖软饮料和高热量休闲食品等市场供需关系。三是促进或限制可及性手段,典型例证是一些国家通过食物援助项目增强低收入群体的营养摄入和均衡。“十三五”规划已经提出食品安全战略的全新理念,建议从整体治理视角统筹三大食品安全政策目标,提升各部门政策互补性。四是强化和禁令手段,如通过立法增加牛奶中的维生素D、食盐中的碘等,或是禁止全国餐馆使用反式脂肪。或是限制或取缔非健康食品的广告和营销,同时对学校的周边两公里左右的便利商店或者自动售货机进行食品销售限制,引导儿童青少年科学饮食。
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治理,是破解儿童肥胖难题的另一大路径。学校、家庭、社区应多方联合,努力采取措施,引导儿童群体形成健康的行为习惯,例如加强对家长的引导,在家庭开展营养学教育,增加体育活动等。尤为重要的是,全社会要认识到营养安全问题是比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更为持续和严峻的挑战,必须前瞻性地加以防范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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