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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本报刊发《陆良“青龙红砖厂”使用智障工?》一文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当地政府部门也极为重视,这家位于陆良县板桥镇板桥村的“青龙红砖厂”已停产整顿。当时,该镇镇长余丽娥表示将提请劳动监察部门进行调查。
时隔一个月,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是什么?这批智障人员来自哪里?现如今又将如何安置?
工头:陆良县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养大瞎”
在此前的采访中,砖厂的股东之一王林除了不断重复“我们错了”,对于智障工的来源问题只字不提。通过走访调查,记者联系上已经回到老家的砖厂工头杨小细。
当记者第一次拨通杨小细的电话,表明身份并希望与其见面作详细采访时,杨小细稍作沉默后便以“你打错电话了”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之后,杨小细又致电记者:“我就是杨小细,我不就是养了几个‘大瞎’,你们为什么就盯着我不放?”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杨小细情绪激动,语无伦次。
据了解,在滇东北方向的砖厂行业内,行业内人士习惯把智障工称之为“大瞎”,久而久之,“养大瞎”或是“养瞎子”便成了砖厂使用智障工人的代名词。
由于砖厂工作劳动强度非常大,而工资又不是太高,很多人不愿意到砖厂干活。一家页岩砖厂的老板告诉记者,砖厂工人的流动性很大。“一些附近的村民不愿意到远的地方打工,才会选择来砖厂上班,但到了农忙时节,他们都得回家务农。”
劳动力缺失导致生产率下降,如何破解这一瓶颈?砖厂老板大多选择将砖厂里的活按照工种分包给一些工头,再由工头组建自己的队伍,进驻砖厂。
“承包价格根本没办法维持一支施工队伍,一些工头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奴役工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等手段层出不穷,‘养大瞎’自然是‘最佳’途径。”曲靖一家砖厂的老板刘华(化名)说,只需每天提供饭菜,不给工钱就能使用这么廉价的劳动力。“有些黑心工头提供的伙食非常差,遇到不听话的,打骂自然是免不了的,只有打怕了,‘大瞎’才会乖乖干活。”
作为“青龙红砖厂”工头的杨小细,在与记者的通话中也承认自己没有发给工人工钱。“不是有意不发,是发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杨小细说。
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杨小细用激动、快速的语言反复强调“我只是靠自己的能力赚点钱”、“为什么只盯着我”、“工头不只我一个”、“我文化水平不高”,并表示自己很“委屈”。“‘青龙红砖厂’并非只有我一个工头,而且陆良县也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养大瞎’,有的工头带了四五十个,甚至上百个的,你为什么不去采访?”杨小细说。
哪些砖厂使用如此量大的智障工?“青龙红砖厂”的工头还有谁?这些智障工又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对此,杨小细高声说:“你们把‘青龙红砖厂’的所有情况了解清楚,我自然会告诉你们。”
股东王林的沉默、工头杨小细的欲言又止,“青龙红砖厂”是否还存在使用智障工之外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记者试图约其见面了解详细情况时,杨小细情绪激动地说:“你不用再采访我,我明天就去公安机关自首,等上了法庭我会通知你的,到时候我什么都说。”
“用工合同”有猫腻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于3月14日再次来到“青龙红砖厂”。砖厂已经停工,只有王林及两名男子留守砖厂。
通过查阅陆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备案情况以及王林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资料,记者得知该砖厂于3月12日办理完过户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为曹刚祥,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
王林说,事发后,政府相关部门就令砖厂停业整顿,规范用工。“现在工人都回家了”。
“鉴于上次的教训,我们购买了电瓶车来代替人力。”王林说完,便带记者去看砖厂新购买的停在厂房的15辆电瓶车,并表示,“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再买几辆。”
随后,王林拿出由陆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的《陆良县劳动合同书》,双方签字确认的有23份,签订日期为3月13日。记者看到,除了合同双方签字及基本情况填写完意外,合同内容几乎是空白。且23份合同均为3种笔迹,就连法定代表人曹刚祥填写的用人单位基本情况,也是不同的笔迹,甚至部分合同书上面的用人单位、劳动者均为同一个笔迹填写。
对此,王林表示,砖厂里的工人受教育程度很低,没有书写能力。那是谁代写的?砖厂已停产近半个月,工人都已回家,又如何能在3月13日与砖厂签订劳动用工合同?
对于记者提出的种种疑问,王林及两名男子均沉默不语。
记者向王林核实杨小细所说的情况时,王林否认杨小细是厂里的工头,并表示,“不认识杨小细,之前的工头叫王文林。”当记者表示需要联系王文林进行采访时,王林称“联系不上。”
不仅如此,王林还一改此前采访时的态度,从不断重复“我们错了”转变为极力否认砖厂使用智障工,称:“砖厂使用的都是本地人。”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板桥镇分管劳动用工的副镇长王建良及板桥镇劳保所所长王汉忠一直在场,除了偶尔插话外,只是一再强调砖厂已经停产,并表示要王林尽快整改后提交复工申请。
执法部门调查未见智障工
“我只是带了20余名‘大瞎’,陆良有很多砖厂比我带的还多。”杨小细的话究竟是推脱责任还是情况果真如此?
记者来到陆良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付涛宏告诉记者,《陆良“青龙红砖厂”使用智障工?》刊发后,2月22日,该大队就组织人员前往该砖厂进行调查,并协调电力主管部门切断砖厂用电,勒令其进行整顿。
“前后去了好几次都没有发现智障工。”付涛宏说,砖厂里只有十几个人,经详细调查和对工人进行盘问,都是陆良本地人。
付涛宏表示,针对辖区企业的用工情况,监察大队制定了相应的监察机制,每年开展两到3次专项检查,不定期的日常巡查基本上每个月一次。“全县共44家砖厂,有些砖厂平均每年检查的次数有十几次。”
“你们报道了‘青龙红砖厂’的事件后,从2月21日开始,我们用了两周时间对全县所有砖厂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检查,都没有发现报道所说的‘使用智障工人’的情况。”付涛宏说。
付涛宏表示,在他供职于劳动监察大队的8年时间里,例行检查中偶尔会发现无身份证件、来历不明的人员。“发现用工不规范的情况时,我们都会对砖厂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罚。”付涛宏说。
当记者问及陆良全县砖厂劳动用工登记备案情况时,付涛宏说:“以前都没有登记备案过,因为每个砖厂的人员都相对不固定,但从青龙红砖厂开始,以后我们将规范劳动合同用工制度。”
负责分管劳动监察工作的陆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中心主任吴炳峰向记者透露,2011年10月份,陆良县劳动监察大队在一次专项检查中,发现当地马街一家叫薛家堡的砖厂存在非法用工的情况,其中智障工有10名以上。
“这些智障工连自己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都没办法说清楚。”吴炳峰说,公安机关也介入了此事,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了相应的惩处。
砖厂使用智障工频现报端,各地的相关部门也进行了通报。就在3月19日,本报《元谋一“黑砖窑”被端》一文就详细报道了元谋警方解救“黑砖窑”智障工的情况,被解救出的17名砖厂工人中,14名是智障人员。
为何这些砖厂能找到如此数量众多的智障人员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在智障人员的供给方面,有一条较为隐蔽的产业链。“砖厂的工头或是老板都会与一些劳务招募公司保持联系,一旦劳务公司发现智障人员,就会联系砖厂方来带走,每带走一名智障人员,砖厂方会支付劳务公司上百元不等的费用。”
“也不排除部分智障人员是被熟人骗来卖给砖厂的。”该业内人士还表示,各砖厂工头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自己的砖厂劳动力过剩,或是感觉智障工的存在对砖厂有潜在的威胁,就会转卖到相隔很远的地方继续做工。“这种工头与工头之间交易智障工的情况也很常见。”该业内人士说。
其实,政府相关部门在日常巡查工作中的力度也很大,为什么这些违法现象还能逃避执法部门的打击呢?
正如记者第一次深入“青龙红砖厂”采访时一样,在该砖厂的周围“岗哨”密布,对陌生人的靠近时刻保持警惕,这给执法部门的检查带来很大难度。“甚至不排除执法部门在甲砖厂检查时,消息很快走漏到乙砖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乙砖厂清除非法用工各种证据的时间,导致执法部门扑空。”吴炳峰说。
在对“青龙红砖厂”的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不但感受到了进入砖厂内部的不易,同时也深刻体会到“砖厂老板的消息灵通”,政府部门刚接到记者举报的情况,稍后便发生了砖厂神速转移工人的“明智”抉择。且记者没有给砖厂股东王林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却在返回单位途中频频接到王林要求见面的来电。
砖厂使用智障工并拒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已明显触犯了国家法律。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此前的“强迫职工劳动罪”注入了新的解释,并更名为“强迫劳动罪”。但这一明确的法令,仍被很多地方的砖厂所漠视。
现如今极为迫切的问题是,“青龙红砖厂”的这一批量智障工现如今又被转移到了哪里?他们何时能得到解救?
记者 陈友德 孔垂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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