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龙海孤魂 于 2013-10-1 19:34 编辑
大饥荒、估产和交公粮 龙海孤魂 1959——1962这三年，官方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而我们当地人称为“大饥荒”……童年时，尽管大饥荒已过去数年，但人们记忆犹新。村民言谈话语中，父母只要看见我们吃饭掉在地上的米粒，常常会用手认真的捡起来，吹去灰尘，再放入嘴里面细嚼慢咽下去，这场面很感动人，感动到深入脑海嵌入记忆的，是抹之不去的凄惨恐怖！人们言必饥荒，话必大饥荒。看到村人顿顿玉米饼子、煮洋芋，村民说：这比年馑好多了。那几年，几个菜饼子就能换来个媳妇呢！媳妇就是老婆。我所在的龙海山区。困难时期很多外地女人跑到我们这里觅食。村里娶外地女人的人家不少（元谋、大姚、禄丰等县的都有）。说起大饥荒年月，村民有许许多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一天，我们村里老张去马街卖柴，回来就发神经又叫又喊：路上饿死人！路上饿死人……原来老张卖柴时因为挑担子走的急，怕被村干部不让上街，追赶回去参加劳动，只有天黑咕隆咚的就大清早起床赶路，路上打火抽烟，亮光一闪把老张吓个半死，原来路旁的松树下横七竖八的靠了几个死人，男女老少大人娃娃。都是从什么地方来此地讨饭的叫花子，白天四散乞讨，夜晚靠在路边松树上睡觉，结果连饿带病死在路旁！ 还有一天，村头婆树下靠着个讨饭老头。村人见他饿的可怜，拿了半块菜饼子给他，老汉抓过饼子就往嘴里塞，只听喉咙里“咯”一声，再看，人已经没气了。饿死的？噎死的？总归跟饥饿有关。一个外乡人来此地拾麦，饿的站不住，只好在麦地里爬着拾，一边拾一边爬，一边还不断搓揉麦粒往嘴里塞——人都饿疯了！ 有一个禄丰女人带着两个妹妹讨饭而来，村里人也不说买媳妇，只拿了半口袋苞谷给她，这女人当下就把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推给了村人说：反正这妹子留下我也养不活，你领了去养上几年就能做媳妇…… 所有这些恐怖记忆凄惨故事，说的都是外乡人外省人，我们村自己呢？村民倒也实话实说：记不得啥时吃过一顿饱饭，大饥荒年倒也没饿死人！怎么回事？这里面故事就多了。 我生长的龙海山区，地处陆良坝子东面，海拔高，全部是旱地作物，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俗称“老少边穷”地区。历来就是出名的边远穷困贫寒之地，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落后闭塞物产欠丰。我们这个小山村拢共二十多户人家八九十口人，种着二百多亩在石头缝隙里面堆积成红色酸瘦薄特点的所谓土地，夏秋二季小麦洋芋苞谷，风调雨顺好年头一亩地也不过打百十斤麦。老人们告诉我们，一年四季一日两顿，糊汤糠菜饼子辣子水，好年月如此，坏年月如故。吃顿白米或者少掺一些玉米面的二合一饭，只有过年娶亲这样的大日子。好日子坏日子无甚区别，反倒有些“歪打正着”的意味，加上山毛野菜，胡萝卜，虽然从来没吃过饱饭，但也挺过了恐怖的大饥荒。这其中文章，就不能不说到“估产”和“征粮”，不能不说到乡亲们与历朝历代官府之间，持久延续着一个斗智斗法的传统——“瞒产私分”。 从目前披露的官方说法（包括一些政治人物回忆录等资料文字），三年大饥荒饿死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争议只在到底因饥饿或饥饿造成的疾病死了多少人。这个数据我们陆良也是没有披露，历史只随笔一代不了了之。说法不一只是由于统计方法不一。有个数据是根据那三年全国人口负增长而得来。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的说自然灾害加苏联逼债。但至今取得基本共识的说法，是“人祸大于天灾”，中国幅员辽阔，生产力低下，天灾几乎年年有，但这样大面积饥荒集中死人的情况，却不是年年发生。而那三年，大概除了极少极少的人，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连回忆毛泽东的文章里都无法掩盖这个事实：毛的警卫员探家归来，流泪给毛讲述家乡发生的饥荒…… 导致大饥荒原因说来也挺简单，就是由于冒进（大跃进）而造成大面积的浮夸风。浮夸风导致统计数据极其严重的失真。进而又根据完全失真的数据，制定出各项农业政策。用一句通俗话说：如果人人都浮夸虚报说亩产能过万斤粮，那国家据此征收你一千斤公粮不算多。如果事实是你一亩地只能打八百，这一千斤公粮从何而来呢？自然而然，就要从农民嘴里“掏出来”（用口粮顶）。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办食堂惹的祸，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化，生产队办起来食堂，农民只要负责劳动，放工回家到食堂打饭吃，开始各家各户把自己家储备粮交给食堂，还红红火火几天，等把那些物资吃光以后，食堂下放，饥荒就来了。我们村人说起大饥荒，说起死人，更多是说外乡外省人。说到自己村，更多是估产和征粮。说到估产征粮，用八个字形容一点不为过：村民会立时“满头虚汗，浑身发抖”！ 记得我童年时代曾经问过曾经担任人民公社（后来改为生产大队）书记父亲，他严肃的告诉我，陆良大饥荒不是1958年，而是1959年春天以后，当时我们这个贫困山区，想搞浮夸“放卫星”也难。你说亩产四百都没人信，更别说成千上万。但别处浮夸风又时时影响着这里，尤其直接影响着当地农村政策的执行落实。官府官员们要政绩，而他们的政绩，又自然而然势必与民众的利益相矛盾！这种状况几乎无法避免。道理很简单，如同你要学当雷锋，你就要比别人少休息。一个基层官员想要政绩，在当时就只有盘剥农民！那几年县上、区里官员嘴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看人家谁谁谁咋给国家做贡献哩，咱也是贫下中农，咱不能落后，咱不吃“救济粮”！ 所谓吃“救济粮”，就是吃国家靠国家养。比如：一个农民操劳半生，后因病不能干活没有工分，规定的口粮又不能不分。村里就屡屡做他工作，希望他自己提出少分一点口粮，余一点可以分给大家。开春如果那个农民家没有口粮怎么办呢？申请救济粮，到当地国家粮管所领取。 “官员一句话，农民半年粮”！此话真是一点不假。老人们说到此，满目苍凉的脸会显出说不出的黯淡凄凉。甚至满含老泪。 由于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种地，少不了给国家交租，我们陆良称之“公余粮”。生产力低下的国家经济，实际大多靠农业支撑，也就是说，农民的肩膀扛着这个国家。修路架桥开矿办厂，所有财政支出，大多来自土地。由于山区落后，副业没有出路，除了贫瘠土地上一点粮食，几乎再无其它产出，但财政支出各项又不能少，于是除了公余粮，时不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缴纳，就相当于今天的各种税赋。不过那年月不这说缴税纳赋，而是根据需要巧立名目。如文革期间村里除缴纳公余粮之外，还有什么“贡献粮”、“忠字粮”、“爱国粮”，一亩地这一升那半斗，实际都是从农民嘴里“掏”！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遇到运动，都要学生写标语到处张贴，当老人们听到我们刷标语的浆糊都是小麦面熬的，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现出万般惊奇，说：种庄稼的活人东西，你们拿来耍哩！活人，活命也！ 农村各种粮赋征收，倒也不完全靠一拍脑门就定下来。也是依据收成的估算，这也要靠农事经验，但更多的，是官府官员根据政治需要。而农民则靠斗智斗法获取一点微薄之利。“瞒产私分”是我们这里一个传统，据说久远年代就搞这一套，而今更是离不开。不这样，我们村不会没有人饿死！据说解放以前地租粮赋，根据地亩情况，定个基本数字，好年景缴纳之后农人可多得。遇天灾人祸，官府可据情况作适当裁处，或减免地赋，或开仓赈济。历朝历代大都是这一套，但施行起来又有不同。而今从老人们嘴里，官府历来只有多征没有少收的情况。 解放以后，这套办法照样存在，想多征就要靠估产来制定征收计划。我们这里，每年夏秋两次，大约上半年的四五月下半年的七八月，县区两级各机关各单位的干部基本就走空了，组成浩浩荡荡的“估产工作队”，下乡进驻各村各队。根据估产，制定征收计划。估产实际只是走程序，本地能产多少缴多少粮，实际早有传统数据，除特殊年景，八九不离十。 前面说了，官府官员最需要的是政绩。而当时的政绩，当然也只有“多打粮多贡献”。贫瘠土地，不是你想打多少就能打多少，而官府为了政绩，唯一办法就只能是多估。多估才能多征多收。于此年年估产，对农民而言，就好像打仗，好像一场灾难。你要多估多收，他要少估少纳，官府和农民的心眼就不能不大动起来。的确，这是斗智斗法，拼智慧玩心眼的最集中体现。估产队驻村，各队无不好饭好茶好烟好酒相敬，这是传统，为的是让对方“嘴短”。于今所不同，是干部驻队一天交纳伙食费一角五分钱一斤粮票。不过，谁家一角五分钱能杀猪宰羊杀鸡呢？ 好吃好喝之后，就开始估产。 第一步：丈量地亩。一块地，官员和生产队干部并排走过，以步数丈量地亩大小。双方都需要一定的农事经验。但若论玩心眼，官员一般玩不过村干部。丈量完毕，明明是双方都一步一趋，口中念念一步不差，但量到地头，必定有数字差距。一般是官员多量村干部少报。这就给农民提供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双方争来斗去，最后确定一个都能接受的数字。 第二步：估苗（观察庄稼长势）。长势好坏明摆，基本都不会走眼。这一关的关键，其实就是斗嘴皮。官员一般爱说：长势好，亩产至少两百八九。农民就叫苦，一般回应是：打不下打不下那么多，你看这玉米颗粒，不压秤！意思就是雨水不好，籽粒灌浆不满，空瘪多……这又是一番讨价还价。 第三步：宣布估产结果，一旦定下估产数，村民就知道征收公余粮数。 整个工作队驻队估产，大致三四天完成。政府领导心里，实际早有计划，也就是底线。农民再有心计，说破天这个底线不能逾越。按照毛泽东老人家一贯教导：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实际每年的征收计划都只会高不会低，这本身就是给农民留有余地，而不是给农人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留有余地。每年的估产，底线不能突破，那么争来争去，其实就是争个每亩地能少征收三五十公斤而已。为了这三五十公斤，也许早远远超出农民已经的付出。其实，当年陆良县公余粮总数目的二分之一是由三岔河（三区）、板桥（二区）和马街（五区）三个区承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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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 1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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