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毛时代的衣食住行
朱普乐：毛时代的衣食住行写一写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却力难从心。如白头宫女说开元天宝之遗事，讹错乖张挂一漏万都在所难免。又想，仅记录自己知道的那些琐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毛治下，职工工资先是“供给制”，后为“工资分”。1956年实行“薪金制”。此后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资。以本人为例：1961年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第一年实习工资每月29元;一年后转正定级每月34元(后改为行政25级34.50元)。一直到1978年(毛死两年以后)才开始第一次调资，增加到每月40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够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资一发，首先把全家的油盐柴米买齐，如此便已所剩无几，其它开销只能量力而行。单位一般都成立“储金会”，由财务人员主持经办。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每人扣存5元钱(各单位自行约定数额)。手头拮据时可以向“储金会”借款，下个月发工资必须扣还;不够再借。故此常有人一边领工资一边借款。捉襟见肘，窘境层出。
亲友熟人间还有一种“凑份子”的“互助会”：约定每人每月交钱若干，轮流由其中一人所得(轮流顺序经协商或抽签而定)。目的是用来“办大事”。
转自《孔夫子旧书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食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注重一个“食”字。熟人见面，寒暄之词往往是“吃过了?”——“吃过了。你呢?”——“吃过了。”然而，就这么一个“食”字，却困扰了我们数十年。这里说的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平常日子。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象是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农村中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户”。相对于城镇“供应户”，他们则为“另册”，注定是不平等的。他们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分红”时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远不及城镇人口，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不够的。能力强会算计的人家，从长计议，厉行节约，多种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饱。能力不济的人家则总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村中的经济作物地区，如黄田石井坑茶林队，不产粮食，他们的口粮也到粮站购买;也发一张不同于城镇户的供应卡。称之为“经农户”。“经农户”比“农田户”事实上又要高“半格”，多了点保障。所以黄田的农田户总是想方设法迁往茶林队。
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它们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必须买什么。
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
粮站并不是全部供应大米和面粉，而是经常搭售杂粮，如红薯，玉米，山芋干。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棕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干质量奇差，多为淮北加工，不但脏兮兮，里头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发霉味苦，难以下咽。后来食堂变换花样，将山芋干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汤圆”，照样难吃。粮食不太紧张的人家多半选择放弃。新鲜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颗粒，夹杂在米里一起煮。小时候在榔桥养父母家，几乎顿顿是这样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养母则耐心地告诫我：“小把戏懂事点，不好吃也要强强地吃一点。这种饭菜能吃得长就不错了。往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哩。”后来，不幸被她言中。
出门办事，不带足粮票是无法生存的，有钱都买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发行“半两”的粮票。据说“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买一碗小馄饨。武汉人则“大大咧咧”，传闻一根油条居然收二两粮票，那油条该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远不及上海人会精打细算。逢年过节发放肉票、鱼票、鸡蛋票、糕点票、糖票……平时没有。平时干脆不卖，或者隔三岔五地卖一下，或者刚开开门来，很快就卖完了。象征性而已。猪肉不贵，最早四角几一斤，后来涨到七角几一斤。想买肉的人总是很早起来排队，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边等。天亮了，开门了，卖肉的来了，于是人头攒动，跃跃欲试，一齐喊：“一个个来，不准插队!”
猪肉很快就没有了，说卖完了。后面排起长长队伍却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满意，操娘日妈骂声不断。于是站在肉案边坦胸露背趾高气扬的屠夫不高兴了，将手中屠刀“咣当”一声掷于肉案上，大声嚷嚷起来：“你再骂，再骂?再骂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骂!肉到哪里去了?”——“肉到哪里去了?老子吃了!一头猪老子一个人吃了!怎么样?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骂上头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动脑筋想办法，将猪肉分割成二两五钱一份，以篾编小盘盛起，排队购买者每人只准买一份。能买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两五钱。而且最后还是有人买不着。
乡间的猪肉供应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紧俏。于是我们逢年过节常常结伴或托人到乡间去买。乡间为什么好一些?其中有一条原因确凿无疑：乡间农民更贫困，多数人买不起猪肉。相对而言，市场就缓和一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园公社下乡。当地供销社每天都有猪肉供应(不是天天杀猪，而是头天未卖完的肉次日再卖)。食堂炊事员老张，有时候单独买二两五钱瘦肉，做成汆汤肉，以大碗盛起，蒸于饭锅上。中午买饭时，锅盖一揭开，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直咽口水。老张连忙小心翼翼将汆汤肉碗端起来，搁于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弄泼了，这是张主任的。”张主任就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张元涛。他间或请老张代他烹调这样一份汆汤肉，价值一角八分五厘。张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费。凭心而论，那时候基层还没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钱。
不久，我们一伙人参于太美大队筹办村史展览馆，都在大队食堂就餐。有一天村里杀猪，我们委托炊事员单独买肉炖了一罐肉汤，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觉其味无穷。甚至后来几十年，每每喝汤之际总不忘记这一次;总觉得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好吃。不知道什么缘故。
偶尔也发猪油票，更多时候还是排长队购买。如果卖炼过的冻猪油，人们的抢购心态则要平和一些。在那种食品匮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猪油被认为好东西，金贵得很，常常被作为上等礼品送人。不象现在无人问津。我那时经常被抽到宣传部帮忙写材料，经常开夜差。部里的主办科员吴宗庆总是在食堂买些锅巴，夜里泡锅巴吃。一天，吴宗庆说：“小朱，今天晚上有好东西吃了。”——“什么好东西?”——“家里人带猪油来了。我们吃猪油泡锅巴，喷香。”猪油泡锅巴，再撮上一点盐，果然好吃，果然喷香。
油条也奇缺。有一天儿子病了，食欲不佳。我问他：“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爸去买。”儿子说想吃油条。于是我立即出门购买。油条归“饮服公司”卖，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队，耐心地缓慢前移。突然，卖油条的小萧喊：“没有了!卖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个人了，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就没了?儿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条都吃不上?他老子怎么这样无能，这么点愿望都满足不了?每每记起，总觉得对不起儿子。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食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注重一个“食”字。熟人见面，寒暄之词往往是“吃过了?”——“吃过了。你呢?”——“吃过了。”然而，就这么一个“食”字，却困扰了我们数十年。这里说的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平常日子。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象是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农村中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户”。相对于城镇“供应户”，他们则为“另册”，注定是不平等的。他们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分红”时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远不及城镇人口，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不够的。能力强会算计的人家，从长计议，厉行节约，多种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饱。能力不济的人家则总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村中的经济作物地区，如黄田石井坑茶林队，不产粮食，他们的口粮也到粮站购买;也发一张不同于城镇户的供应卡。称之为“经农户”。“经农户”比“农田户”事实上又要高“半格”，多了点保障。所以黄田的农田户总是想方设法迁往茶林队。
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它们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必须买什么。
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
粮站并不是全部供应大米和面粉，而是经常搭售杂粮，如红薯，玉米，山芋干。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棕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干质量奇差，多为淮北加工，不但脏兮兮，里头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发霉味苦，难以下咽。后来食堂变换花样，将山芋干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汤圆”，照样难吃。粮食不太紧张的人家多半选择放弃。新鲜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颗粒，夹杂在米里一起煮。小时候在榔桥养父母家，几乎顿顿是这样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养母则耐心地告诫我：“小把戏懂事点，不好吃也要强强地吃一点。这种饭菜能吃得长就不错了。往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哩。”后来，不幸被她言中。
出门办事，不带足粮票是无法生存的，有钱都买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发行“半两”的粮票。据说“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买一碗小馄饨。武汉人则“大大咧咧”，传闻一根油条居然收二两粮票，那油条该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远不及上海人会精打细算。逢年过节发放肉票、鱼票、鸡蛋票、糕点票、糖票……平时没有。平时干脆不卖，或者隔三岔五地卖一下，或者刚开开门来，很快就卖完了。象征性而已。猪肉不贵，最早四角几一斤，后来涨到七角几一斤。想买肉的人总是很早起来排队，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边等。天亮了，开门了，卖肉的来了，于是人头攒动，跃跃欲试，一齐喊：“一个个来，不准插队!”
猪肉很快就没有了，说卖完了。后面排起长长队伍却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满意，操娘日妈骂声不断。于是站在肉案边坦胸露背趾高气扬的屠夫不高兴了，将手中屠刀“咣当”一声掷于肉案上，大声嚷嚷起来：“你再骂，再骂?再骂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骂!肉到哪里去了?”——“肉到哪里去了?老子吃了!一头猪老子一个人吃了!怎么样?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骂上头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动脑筋想办法，将猪肉分割成二两五钱一份，以篾编小盘盛起，排队购买者每人只准买一份。能买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两五钱。而且最后还是有人买不着。
乡间的猪肉供应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紧俏。于是我们逢年过节常常结伴或托人到乡间去买。乡间为什么好一些?其中有一条原因确凿无疑：乡间农民更贫困，多数人买不起猪肉。相对而言，市场就缓和一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园公社下乡。当地供销社每天都有猪肉供应(不是天天杀猪，而是头天未卖完的肉次日再卖)。食堂炊事员老张，有时候单独买二两五钱瘦肉，做成汆汤肉，以大碗盛起，蒸于饭锅上。中午买饭时，锅盖一揭开，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直咽口水。老张连忙小心翼翼将汆汤肉碗端起来，搁于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弄泼了，这是张主任的。”张主任就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张元涛。他间或请老张代他烹调这样一份汆汤肉，价值一角八分五厘。张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费。凭心而论，那时候基层还没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钱。
不久，我们一伙人参于太美大队筹办村史展览馆，都在大队食堂就餐。有一天村里杀猪，我们委托炊事员单独买肉炖了一罐肉汤，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觉其味无穷。甚至后来几十年，每每喝汤之际总不忘记这一次;总觉得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好吃。不知道什么缘故。
偶尔也发猪油票，更多时候还是排长队购买。如果卖炼过的冻猪油，人们的抢购心态则要平和一些。在那种食品匮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猪油被认为好东西，金贵得很，常常被作为上等礼品送人。不象现在无人问津。我那时经常被抽到宣传部帮忙写材料，经常开夜差。部里的主办科员吴宗庆总是在食堂买些锅巴，夜里泡锅巴吃。一天，吴宗庆说：“小朱，今天晚上有好东西吃了。”——“什么好东西?”——“家里人带猪油来了。我们吃猪油泡锅巴，喷香。”猪油泡锅巴，再撮上一点盐，果然好吃，果然喷香。
油条也奇缺。有一天儿子病了，食欲不佳。我问他：“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爸去买。”儿子说想吃油条。于是我立即出门购买。油条归“饮服公司”卖，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队，耐心地缓慢前移。突然，卖油条的小萧喊：“没有了!卖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个人了，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就没了?儿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条都吃不上?他老子怎么这样无能，这么点愿望都满足不了?每每记起，总觉得对不起儿子。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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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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