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
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凉”，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凉”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住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伙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伙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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