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起义分析
现在政府把这次战争称为"回民起义".但又不敢深讲,往往是一笔而过.对左也进行谴责.对战争的起因,进程.结果在历史教科书中完全避而不谈.就是照顾到了双方的感情.因为这次战争究其实质是民族仇杀.这次民族仇杀跟印度与巴基斯坦分离时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仇杀可以完全一样.回民对清政府的斗争并不十分坚决.有部分回民还投降了左军.马化龙也是时降时叛.跟清政府玩猫与老鼠的游戏.但他屠杀起汉人可绝不含糊的.在他初起时.攻占靖远县.该县23万汉人不分男女老幼被杀得只剩下五千人.张承志在<<心灵史>>也曾提到过.当回民攻占陕西某县城后.杀光包括出生没几天的婴儿在内所有汉族男子.轮奸所有汉族女子.称之为给汉人换换种.最后马化龙被擒后.凌迟处死.全家被灭族.实在也谈不上什么冤枉.而且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回民对汉人的屠杀主要是集中在回民初起之时.占有很大优势.几乎控制了陕西大部与甘肃除兰州之外的全部.在这个区域内对汉人进行大屠杀.而汉人对回民的大屠杀主要后期回民失败后的报复性大屠杀.这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这次战争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现在无论是政府与汉人都在刻意淡化这些仇恨．去保持这种民族团结的局面．因为现在中国绝大多数汉人不知道一百年前的西北有这样一次血腥与残酷的民族仇杀．这是与政府刻意淡化是分不开的．但是一部分回网上的成员一定要把有些事情搞得水落石出的话．我想真到那一天，＂回民起义＂．这四个字中的＂起义＂两字就要去掉了．真正了解一些西北回民战争的史实后．觉得这次战争称为＂起义＂．实在对不起死于这次战争中的那些无辜百姓．总觉得这些死者的灵魂还不能安息．
当年回军在西北大规模屠杀汉人，不分男女老少．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国西北的民族构成．使回民能够成为西北的主体民族．这样就可以在当地搞一个伊斯兰国家．就算最后搞不成．也能成立一个准独立王国．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回军有些首领对清军是时降时叛．而另一方面对汉人则是痛下杀手．只不过回民在汉人的血没有流光之前．自己几乎流光了血．
另外左宗棠对待回民也是十分残酷的．但他在当时把回民还是看成是同族．并非他族．只不过是一些信仰外国教的族人．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接受一些回民的投降．如果是异族的话．就很难说了．
清朝末年，政府固然腐朽不堪，官员贪污之风盛行，然西北各省经济并未崩溃，人民更不是民不聊生，相反，在战争前西北各省人口增长很是迅速，回民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说有必然因素，那就是民族主义。之所以爆发，与汉族和回族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有莫大的关系。
回民造反的确是被动的，是被团练乡勇所逼迫的。可在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中，回民又是主动的。起事后他们愤怒的，盲目的把报复目标转向了所有的汉族，于是大批汉族平民被屠杀。这使得生还的汉族平民对回民的极端仇视，于是纷纷加入左军，参加对回民的报复性大屠杀。连一向与政府作对的西北刀客也参与剿回，可见当时普通汉民对回民的仇恨之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回军攻占河西走廊的肃州，把城内所有汉人都杀光，一个不留。该年初，肃州镇标官兵，大部被调赴新疆平乱，肃州城防空虚，而回民准备造反的情绪日盛，气氛十分紧张。镇台（总兵官）成桂（旗人），采取恐吓手段企图压服；知州陈墉（钱塘人），采取和议政策，以图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二月二十三日，在惠回堡哨口防守之回民猎勇200余人，骑马前来肃州镇台府，索取前任肃州镇总兵德祥扣发之口粮和盐茶银饷未果，邀起猎勇不满，立即西奔，攻占嘉峪关，杀死关上巡检张开禧及居民无数，夺得关城，遂密通南山各路客回，于次日分头向肃州集结，暗自准备起事。二月二十四日，得悉嘉峪关失守，镇台成桂始觉问题严重，方增兵守城，封闭城门，并在东城门楼架设将军炮一门，炮口向着东关。东关回民一再请求州府保护，州主陈墉为探虚实，于当天中午，私自乘轿赴东关礼拜寺，被回绅款留。天晚，东关回民将东、南、北三个哨门的铁锁砸掉，为城外潜伏的猎勇和各路客回开门。至夜深，马文禄等与本城回民标兵兰积祯、马天才等人，利用州官轿子，装扮知州回城，回军旗、鼓喝道：“快开门！陈大人要回府了。”城楼士兵下城开门。城门刚开，潜藏于东关两侧廊庑下的回众一拥而入，喊声连天，四面暗哨放火接应。道台桓龄闻变，率数十人迎击，回军像潮水般涌来，恒龄率兵力敌，不料，肃州镇标军中的回弁忽然反戈，致使官军溃散。恒龄中枪倒地，随从人员均战死。城内各街员弁及众武生出来与回军搏斗，势弱不支，大都战死。镇台成桂大惊，缒城逃遁张掖。天明后，城遂为回军占领.左军后来攻克肃州后，也一样，把肃州的回民杀的鸡犬不留。还请一提起左宗棠就咬牙切齿的朋友仔细想一想。
回民起义对汉族的大屠杀，开始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的陕西，在陕西杀了约５００万人。１８６３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疯狂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甘肃人口１９４５．９万人，战后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人口仅存４９５．５万人，人口损失１４５５．５万人，损失比例为７４．５％。在甘肃，回民一次杀１０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回民起义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２０００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
以下是甘肃部分县大屠杀的情况。
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２６．９万，战争损失２３．４万，损失比例为８７％．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有人口９２．８万，战争中人口死亡８２．２万，损失８８．６％．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２４９．１万，占战前人口的８８．６％。一次被杀十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人口约１７．１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９４％．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９０％．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固原县。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同治二年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据中国人口史，庆阳府战争中损失１２８．７万，占战前人口的９１．３％．汉民基本被杀光．
宁夏府。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１５０万，战后仅存１０多万．当时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时赴义，数十万人，尽罹锋镝，天降鞠凶……“
花马池（现为宁夏盐池），原有１０万人，战后只留下５９４７人．人口损失９４．１％．汉人基本上被杀完。
陕回入甘经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杀甚惨。由于当时农村杀得很惨，能逃的则涌入县城，借城墙保命。然而城破之后，则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另一记载：“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渭源人口损失９０％，人民基本被杀光。十年后才设官府，招民种田，原有住户只余十余家。
狄道。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记载，同治二年八月，回民陷狄道州城，居民十余万被屠。
靖远。同治五年，“陕回陷靖远县城，陕回结靖远回为内应，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２１则称，靖远破，“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余万”。
损失最惨的是临潼县，人基本被杀完。
临潼县。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中国人口史》一书，列出了很多县的死亡情况，唯独对死亡最惨的临潼县没有提说。
泾阳县。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战前一年的１８６１年人口１７，７万，战后６。７万，战争中损失１１万。
兴平县。战前１８６１年１８。４万，战争三年人口损失７。９万。
户县。战前１６。２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高陵县战前８万，损失４。８万。
富平县，战前３１。８万，损失２０。３万。
三原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三原县人口２１。６万人，损失１２。３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回民起义前的１８６１年高陵县人口８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县内人口锐减至３２１９２人。”损失４。８万。
大荔县（旧制），战前２２。４万，三年后仅余７２６７９人。损失６７％。
合阳县，战前２９。９万，战后余１４。６万，损失５７％。
澄城县，战前２０。６万，损失６０％。
蒲城县，战前３２万，损失６４％。
华州（现华县），战前１７。８万，战后不到９万。
以上回民起义死亡人数的资料均有据可查，主要是《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另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一书，记录了很多大屠杀的过程。
《甘肃新通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这场回汉暴乱本质上不算是什么“回民起义”——它没有像太平天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那样提出任何先进革命纲领，它实际上倒是符合现在伊斯兰世界普遍盛行的“圣战”标准——只不过实行圣战对象是一切非穆斯林而已，尤其是普通汉族百姓，回民领袖以为只有杀光所有汉人，实行完全的伊斯兰化才是真正的真主旨意，是真正的“圣战”，因此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透露出典型的民族战争色彩——而且是典型的种族灭绝，在陕西、甘肃有近千万汉族无辜百姓被屠杀。
当朝廷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转身来对付西北和西南的“回乱”，在西北左宗棠的大军所向披靡。由于回民错误的政治指导思想，使得他们的斗争被很容易孤立为弱小的回回群体对抗全中国以汉人为主加上满洲贵族的实力强大的“满汉联盟”。满清政府对抗太平军和捻军时最为头痛的缺少汉人百姓支持的问题，由于回回民族极其狭隘的宗教主义战争指导思想下，轻易地获得了解决。
所以，我们看到清军所到之处完全不见对付太平军时期的尴尬（没有群众基础），相反陕甘各地汉族百姓竞相支援，并且配合朝廷组成地方民团一起投入到对回回的疯狂报复之中去。
“秦不留回”——就是在遭到回民疯狂屠杀后，汉人幸存百姓在朝廷大军的支援下对回回民族的疯狂报复之举。随着回回形势的不利，他们在陕西、甘肃遭到了疯狂灭族的报应！
前面我说过了，这场回变很大程度上是回族上层宗教分子利用长期以来回汉民族的积怨，在判断大清将覆亡的错误认识下的一次典型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投机”而已——成功了，就可以在西北、西南一个完全回回的伊斯兰国。
既然是“政治投机”，就少不了斗争的不坚定和动摇，后来杜文秀、马化龙、马占鳌、马文禄都选择了“就抚”，“反正”就是这种“投机分子”的真实嘴脸——他们造反哪里是什么去为人民谋福祉啊，完全是一次标准的“政治投机”，成功了就伊斯兰化中国，失败了就与朝廷谈招安的条件。
只不过，由于罪孽深重，杜文秀与马化龙依然没有得到朝廷赦免，只有马占鳌由于积极表现，屠杀自己的穆斯林兄弟有功才得到了朝廷的“宽大”。而另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白彦虎罪大恶极，知道清廷不会放过他，因此顽抗到底逃窜往沙皇俄国。途中，为了稳定军心他竟然变态地以杀戮自己的亲嫂子来震慑意志动摇的人，绑架众教民与自己一起奔赴黄泉。
总之，最早起自咸丰（1855年），历经同治、光绪的“回变”（或叫“回乱”）其经过大体如此。究其原因实为“回回”想趁中国内乱之际造反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比如杜文秀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自称“苏丹苏莱曼”）。
所以说道这场回汉血仇的悲剧，肯定有哪一个错误在先和错误严重的问题。通过分析上段历史，我们已经不难知道历史的真相，如果一个民族不反省自己曾经的过错，反而讴歌在那场战争中的刽子手（比如白彦虎和马化龙等），这只能说明这个民族没有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难保历史悲剧不再重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汉族的“秦不留回”的口号下也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回回。不过那是在民族大仇杀的背景下，在回回先挑起民族仇杀的情况下的报复性举动——毕竟任何民族都有血性，难免不在仇恨下失去理智，我们不能对一个受伤的民族过多要求她去理智，因为这本身就很“残忍”。
这点，使我想起了苏联人。当1945年俄国人杀进了德国后许多报复性行为甚至超过了德国法西斯，现在你用理智很难理解一个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国家为什么要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呢？——其实这不难解释，任何民族仇恨一旦被启动，什么主义都很难制约得住。既然苏联共产党都做不到，那同治年间的左宗棠当然更是无法阻止愤怒的汉族百姓和湘军对“回回”进行报复了。
重新提起这段历史，只是想客观评述一下，任何美化那段历史中的某些恶徒的人（比如张承志）必将被历史和正义所唾弃。
回民军的某些做法, 如强迫汉民随教, 也影响了回汉民族关系。在民族矛盾紧张而又长期化的情况下, 改随伊斯兰教确实使相当的汉族群众免遭杀害。在宁夏、灵州、河州等地, 许多材料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但这毕竟不是出于自愿, 因而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而且, 对于随教的汉族群众而言, 有时也会飞来横祸。同治六年(1867) , 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退河州。马占鳌令分驻四乡, 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 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 到北原上开会, 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 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 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汉人听到消息, 相率逃亡, 结集到烟囱山, 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 纠集回军四万多人, 围困烟囱山, 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随教汉人承受更多的是来自于回民军的戒备、歧视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看到许多人在评论同治光绪年间左宗棠对那些造反回民的惩戒太严厉了，我想说一下，我们不要过于抱怨左宗棠对回逆的杀戮，在那个种族仇杀的年代，当你看见你的同胞姐妹遭到异族人的杀戮，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怎能会冷静？怎能还讲究“文明准则”？
左宗棠是杀戮一些无辜回民，但是这点要明确一下，是回民全族高度参与屠杀无辜汉民千万在先。左宗棠只是在激愤之下没有去约束属下和百姓的报复而已。试想，当异族对你们没有手下留情滥杀无辜的时候，任何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的血性之人怎能还去迂腐地讲究什么礼仪？文明？
我不认为左宗棠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他所做的不过是适当惩戒暴乱的回回暴民而已。毕竟，他不是希特勒，他还算安置了大批“反正”、“就抚”的回回而不是灭绝他们。给今天的回民留了种。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些西方民主国家怎么样？——进入了20世纪，这些所谓文明人依然有血腥的杀戮。二次世界大战中，邱吉尔先生针对纳粹德国的大轰炸，对德国人实行了疯狂地报复——实行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只有5万人被德国炸死，而德国却在英美联军的疯狂报复下被炸死了100万无辜的和平居民。再说另一个受到共产主义熏陶的国家——苏联，这个二战时期死亡近3000万人的国家，当他们杀进德国的时候实行了同样的“纳粹行为”——大批德国居民被杀害，妇女被强奸……
来看看吧，20世纪的民主国家英美和思想觉悟很高的共产主义国家俄国，他们何尝宽恕过纳粹德国的罪过？他们屠杀了不下几百万无辜的德国居民，这些国家似乎也并没有贯彻他们所说的“德国人民与希特勒纳粹是不同的”、“不能将少数人的罪过强加给所有无辜的德国人民”……
是的，这些工业时代的文明国家当自己掌管战败国的命运时候，他们依然无法做到用文明的方式去对待“犯过错误”的国家。在这些战胜国看来，纳粹德国的人民既然当初支持了希特勒就应该为他们的错误付出必要的代价——只不过，这些“战胜国”不会公开他们的想法而是用实际行动去惩罚“错误的德国”而已（确实很虚伪）。
相比于以上的文明的工业国家，我们凭什么去指责左宗棠大人的愤怒呢？难道一个人不该有愤怒吗？不应该有血性吗？要在被屠杀的同胞尸体面前做出一幅宽容大度的样子吗？难道那些犯罪的暴民不该受到惩罚吗？这自然又涉及到一个“原罪”的问题，如果不惩戒暴民，只追究极少数领头者的话，那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即同治回乱的暴民会因屠杀而获益的局面。在朝廷大军来到之前，陕甘的汉民已经被杀戮殆尽，他们的土地已经被高度参与“圣战”的回回暴民瓜分完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左宗棠也很难办，不屠杀那些暴民既对不起死者，也无法夺回被暴民霸占的汉族土地。那些回回暴民是不会甘心情愿把自己辛苦杀戮无辜汉族群众的地盘再良心发现地退还给汉族的——我不认为手宗教意识熏陶的回回有这个反省意识。
因此，我们不难解释左宗棠对回回的屠杀，原因有几个：1，既然当初你们全民参与屠杀无辜群众的暴行，那么你们就应该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付出代价（就如同德国选民也必须为当年支持希特勒付出代价一样）；2，不杀戮暴民就无法夺回汉族被强去的土地，否则回回会在这片新“征服”的肥沃土地上繁衍出更多的回回，整个西北——汉人祖先的龙兴之地就会完全被伊斯兰化，而这对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汉人公平吗？显然，我们无法否认追求公平有时难免也少不了必要的杀戮。
最后，我想说一下左宗棠在“同治回乱”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完整，惩戒了暴民，使他们在将来造反时不得不顾忌一下那段血腥的历史，这也为西北后来总体安宁奠定了基础（所以历史要连贯地而不是割裂地看）。
总之，虽然我们也正视在惩戒暴民的行动中确实有杀戮无辜回民的情况。但是这场平乱的意义仿如整个二战的性质一样，作为胜利一方的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对待战败者德国和日本时尽管也有一系列显然是有组织有目的地屠杀无辜良民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对于战争，只要把握其总体正义性就可以了，至于具体环节上难免会出现报复和种族灭绝。作为胜利和失败的双方都应该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和指责。如此，则世界才太平许多。
对于野蛮，有时只有更野蛮才能使你的对手复归于冷静——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无奈的生存法则，我们必须面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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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博士狄山认为在和匈奴的关系以“和亲”最为有利，主张对匈奴人施“仁义”，应该去教化匈奴人。他以为：匈奴的残暴源于不识礼仪。因此，应该用儒家的一套去感化匈奴人。汉武帝问张汤，张汤说：“这是儒生的愚蠢无知。”狄山却强辩：“我虽然愚蠢，但去愚忠，像张烫那样是诈忠。”汉武帝不悦，对狄山：“让你管理一个郡，能否保证无盗贼？”狄山对曰：“不能。”汉武帝再问：“管理一个县呢？”狄山回答：“不能。”汉武帝追问：“管理一个山头若何？”狄山思衬，在回答不可以就要被治罪了，于是勉强回答：“可以。”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去山上防御匈奴。结果不出一个月，狄山就被匈奴杀了。这个主张以礼仪教化匈奴的腐儒最终死于野蛮人的手下。
太惨了！生命就因种族仇恨被大规模扼杀。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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