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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2 10: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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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最惨的是临潼县,人基本被杀完。
临潼县。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中国人口史》一书,列出了很多县的死亡情况,唯独对死亡最惨的临潼县没有提说。
泾阳县。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战前一年的1861年人口17,7万,战后6。7万,战争中损失11万。
兴平县。战前1861年18。4万,战争三年人口损失7。9万。
户县。战前16。2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高陵县战前8万,损失4。8万。
富平县,战前31。8万,损失20。3万。
三原县,咸丰十一年(1861)三原县人口21。6万人,损失12。3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回民起义前的1861年高陵县人口8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损失4。8万。
大荔县(旧制),战前22。4万,三年后仅余72679人。损失67%。
合阳县,战前29。9万,战后余14。6万,损失57%。
澄城县,战前20。6万,损失60%。
蒲城县,战前32万,损失64%。
华州(现华县),战前17。8万,战后不到9万。
以上回民起义死亡人数的资料均有据可查,主要是《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另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一书,记录了很多大屠杀的过程。
《甘肃新通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这场回汉暴乱本质上不算是什么“回民起义”——它没有像太平天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那样提出任何先进革命纲领,它实际上倒是符合现在伊斯兰世界普遍盛行的“圣战”标准——只不过实行圣战对象是一切非穆斯林而已,尤其是普通汉族百姓,回民领袖以为只有杀光所有汉人,实行完全的伊斯兰化才是真正的真主旨意,是真正的“圣战”,因此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透露出典型的民族战争色彩——而且是典型的种族灭绝,在陕西、甘肃有近千万汉族无辜百姓被屠杀。
当朝廷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转身来对付西北和西南的“回乱”,在西北左宗棠的大军所向披靡。由于回民错误的政治指导思想,使得他们的斗争被很容易孤立为弱小的回回群体对抗全中国以汉人为主加上满洲贵族的实力强大的“满汉联盟”。满清政府对抗太平军和捻军时最为头痛的缺少汉人百姓支持的问题,由于回回民族极其狭隘的宗教主义战争指导思想下,轻易地获得了解决。
所以,我们看到清军所到之处完全不见对付太平军时期的尴尬(没有群众基础),相反陕甘各地汉族百姓竞相支援,并且配合朝廷组成地方民团一起投入到对回回的疯狂报复之中去。
“秦不留回”——就是在遭到回民疯狂屠杀后,汉人幸存百姓在朝廷大军的支援下对回回民族的疯狂报复之举。随着回回形势的不利,他们在陕西、甘肃遭到了疯狂灭族的报应!
前面我说过了,这场回变很大程度上是回族上层宗教分子利用长期以来回汉民族的积怨,在判断大清将覆亡的错误认识下的一次典型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投机”而已——成功了,就可以在西北、西南一个完全回回的伊斯兰国。
既然是“政治投机”,就少不了斗争的不坚定和动摇,后来杜文秀、马化龙、马占鳌、马文禄都选择了“就抚”,“反正”就是这种“投机分子”的真实嘴脸——他们造反哪里是什么去为人民谋福祉啊,完全是一次标准的“政治投机”,成功了就伊斯兰化中国,失败了就与朝廷谈招安的条件。
只不过,由于罪孽深重,杜文秀与马化龙依然没有得到朝廷赦免,只有马占鳌由于积极表现,屠杀自己的穆斯林兄弟有功才得到了朝廷的“宽大”。而另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白彦虎罪大恶极,知道清廷不会放过他,因此顽抗到底逃窜往沙皇俄国。途中,为了稳定军心他竟然变态地以杀戮自己的亲嫂子来震慑意志动摇的人,绑架众教民与自己一起奔赴黄泉。
总之,最早起自咸丰(1855年),历经同治、光绪的“回变”(或叫“回乱”)其经过大体如此。究其原因实为“回回”想趁中国内乱之际造反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比如杜文秀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自称“苏丹苏莱曼”)。
所以说道这场回汉血仇的悲剧,肯定有哪一个错误在先和错误严重的问题。通过分析上段历史,我们已经不难知道历史的真相,如果一个民族不反省自己曾经的过错,反而讴歌在那场战争中的刽子手(比如白彦虎和马化龙等),这只能说明这个民族没有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难保历史悲剧不再重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汉族的“秦不留回”的口号下也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回回。不过那是在民族大仇杀的背景下,在回回先挑起民族仇杀的情况下的报复性举动——毕竟任何民族都有血性,难免不在仇恨下失去理智,我们不能对一个受伤的民族过多要求她去理智,因为这本身就很“残忍”。
这点,使我想起了苏联人。当1945年俄国人杀进了德国后许多报复性行为甚至超过了德国法西斯,现在你用理智很难理解一个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国家为什么要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呢?——其实这不难解释,任何民族仇恨一旦被启动,什么主义都很难制约得住。既然苏联共产党都做不到,那同治年间的左宗棠当然更是无法阻止愤怒的汉族百姓和湘军对“回回”进行报复了。
重新提起这段历史,只是想客观评述一下,任何美化那段历史中的某些恶徒的人(比如张承志)必将被历史和正义所唾弃。
回民军的某些做法, 如强迫汉民随教, 也影响了回汉民族关系。在民族矛盾紧张而又长期化的情况下, 改随伊斯兰教确实使相当的汉族群众免遭杀害。在宁夏、灵州、河州等地, 许多材料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但这毕竟不是出于自愿, 因而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而且, 对于随教的汉族群众而言, 有时也会飞来横祸。同治六年(1867) , 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退河州。马占鳌令分驻四乡, 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 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 到北原上开会, 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 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 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汉人听到消息, 相率逃亡, 结集到烟囱山, 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 纠集回军四万多人, 围困烟囱山, 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随教汉人承受更多的是来自于回民军的戒备、歧视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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