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爨文化之二——论爨文化的演变
论爨文化的演变张志冲(学员)发布时间： 2010-08-16 19:52:55 爨文化发源于盘江流域，以滇东高原为中心，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南北朝时期，被取代于隋唐之交，前后五百余年，是辐射范围广达当时整个宁州境域（西晋时设，治所在味县[今曲靖麒麟、沾益、陆良一带]，辖今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的地方性区域文化。为了研究和弘扬云南本土文化，丰富并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重视对爨文化的研究。（一）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象历史朝代那样，可以从某年截然划分，因而我们对爨文化的探索并不限于爨氏统治时期，而应追溯到更早。“爨”字本为姓氏，据《爨龙颜碑》（是南朝刘宋宁州刺史爨龙颜的墓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原存云南省陆良县东南三十里处薛官堡[旧贞元堡]斗阁寺，现存陆良县城学河公园。）记载：“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皓胤也。……。爰暨汉末，菜邑于爨，因氏族焉”，本“蝉蜕河东，逍遥中原”，后来“迁运庸蜀，流薄南入”。碑文说爨氏的先祖在上古为少昊、颛顼和祝融，西汉时为班氏“逍遥中原”，东汉时乃班彪、班固，至东汉末“菜邑于爨”，即以封地名“爨”为姓氏。尽管爨氏渊源有待考证，但南中（蜀汉时称谓，范围大致与晋时宁州同）爨氏是中原“流薄南入”的汉人则是为学术界所确认的。爨氏自中原入滇后，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已演变为云南古代民族——爨人，也称“爨蛮”。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以兵临滇，滇王归附，汉王朝即在滇设置益州郡，既任命太守、县令、长吏进行统治，又任命当地酋首为王、侯、邑长，实行土流双重管理。云南开始纳入祖国封建大一统的版图。为了巩固边疆，汉政权不断遣戍卒入滇屯守，戍军以部、曲、屯编组，既戍守边防，又屯垦生产，并委长吏递相统率。长吏长期任职，落籍于滇，逐渐成为仕族，世领其职，日久天长，将国家戍卒变为私家部曲，形成了拥有屯田、人户、士卒的强宗豪族，称为“大姓”。爨、霍、孟等成为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大姓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拥有强大势力。爨氏以滇东为据地，雄踞一方。而滇东、滇东北，历来是中原与云南的重要通道，是联系滇、黔、川三省的纽带和桥梁。秦统一天下后，曾派人修“五尺道”（因道宽无尺，故名），即从今四川宜宾修到今曲靖附近。汉时，又在五尺道基础上把路面拓宽，称“南夷道”。这样，有效地把云南和中原连接起来，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爨文化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五尺道”、“南夷道”为爨文化的孕育铺平了道路。并且，汉代对南中遣卒屯田，主要也在滇东北和滇池地区（滇池地区，东北至曲靖、陆良；南至元江；西至禄丰。见云南师范大学余嘉华先生编写的《云南文化史提要》）。三国时期，中原三足鼎立，南中大姓在附蜀或归吴上持有歧义，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统军南征，大败孟获于盘江，并采取“以攻心为上”的策略，遂很快平定了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以李恢为太守，把治所从滇池县（今晋宁）移到南中腹地味县，“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臣属，习官至领军……”（《华阳国志•南中志》），爨氏家族成员始见于史籍。诸葛亮采取屯田垦荒措施，主要还是在滇东，且屯田不是军屯形式，而是在汉代基础上，调整屯田组织，鼓励拥蜀大姓吸收“夷”人组成“夷汉部曲”进行屯田生产。（详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夷汉同为部曲，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吸收“夷”人参加生产，又扩大了劳动力的来源，提高了生产力。滇东经济由得到较大发展，味县地位日益突出，逐渐取代滇王时的滇池（今昆明晋城）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同时，滇东政治、经济的领先为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王朝在滇设置宁州，为王朝直接统辖的十九洲之一，治所味县便成为云南第一个行政首府。味县亦当时爨氏家族的统治中心。此时，正值“八王之乱”引起各地纷争，中原四分五裂，宁洲地处边远，王朝无暇顾及，中原王朝派遣的官吏，多无法进行实质性的治理。造成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大姓霍氏与孟氏火并而同归于尽之后，爨氏独霸南中的政治局面。宁洲境域（即爨区）归于一统。即“爨氏……，属中原乱，遂王蛮中。”（《滇志》卷之三十，羁縻志第十二）。《爨龙颜碑》也称：“乡望标于四姓，邈冠显于上京”，“祖，晋宁建宁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考，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晋宁建宁二郡太守”，爨氏几代为官，“金紫累迹，朱黻充庭”，爨龙颜本人亦为“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一九七一年，陆良县曾出土石刻一方，上书“泰（太）和五年岁在亲（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龙骧之墓”。这“龙骧”是晋将军名，地位略低于三公，晋南北朝在南中的统治者，多加封“龙骧”。这碑石虽仅寥寥数语，但也证明爨氏家族已显赫一时，称霸一方了。政治的相对统一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上北方受战乱之患的汉民大量南迁，入南中后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文化，又与南中原有的滇池青铜文化（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创造的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以滇东高原为中心的灿烂文化，是为爨文化。爨文化，以崭新的文明取代了滇池文化的古老文明。（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爨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特质，现试归纳如下：1、构成因素：多元（1）从民族角度看爨人并不是由某一个部落或民族直接发展演化而来，而是由多民族群体融合而成。目前，爨人的族属渊源，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但认为爨人是滇东高原先民——滇 、滇叟，与外来民族（主要是汉民）不断融合而成的观点却比较一致。而滇 、滇叟属古代云南民族。我们知道，先秦云南民族主要来源于三大系统：一是青藏高原南下定居的氐羌系统；二是东南沿海西迁而来的百越系统；三是属南亚语系的孟高棉人。这些原始部族不断分化、融合于当地土著，在滇东高原即衍变为滇 、滇叟，再与“流薄南入”的爨氏融合，便形成新的共同体——“爨蛮”。正因为如此，爨文化具有了多民族多元性。政治制度方面，对于王朝关系来讲，实行的是郡县制，它接受王朝册封或委任，代表王朝行使统治权利；但对爨区各部落间关系来讲，实行的是姻亲制，各部落间相对独立，均有自己的宗教和政治首领——鬼主，几个有血亲关系的部落共奉一个大鬼主。（见《云南志•名类》）。这是一种特异的政治制度，既不是部落联盟制，也不是奴隶、封建制。经济生活方面，既以坝子（云南人称盆地为坝子）农耕经济为主体，又兼有高原山地游牧经济的特点。这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单一游牧经济，又不同于中原典型农业经济。宗教信仰方面，信奉众多原始氏族的图腾：虎、牛、蛇、火、稻等。以火、虎为图腾的，多属来源于氐羌系统的族群；而以牛、蛇、稻为图腾的，则多属来源于百越系统的族群。这些多原始氏族图腾，在爨区能得到各部落共同接受，确乃奇特现象。与此同时，爨人又信奉“鬼教”（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每个部落必有一个鬼主，鬼主便是祖先的化身。鬼主既不象汉族的“巫”，也不象纳西族的“东巴”，他既是本部落的宗教职业者，又是本部落的政治统治者，在部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总之，爨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复合体，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特色。（2）从区域角度看爨文化也是众多区域文化的复合体。产生爨文化的盘江流域，地理位置较特殊，她处于滇池、夜郎、巴蜀、中原等几种文化的结合部。因而，爨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带上了多元区域文化的色彩。爨文化是在滇池青铜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则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滇池文化的烙印。爨文化形成时期，中原纷争使大量汉民南迁，汉族移民入南中给爨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传进了发达的中原文化思想。另外，爨氏统治阶层也多为迁入南中的中原汉族，他们虽已“变服，从其俗”（《史记•西南夷列传》，但仍保留了较多汉文化色彩，故爨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受汉文化影响极大。古代巴蜀文化是西南古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随着“南方丝绸之路”（其起点为巴蜀，中转为云南，终点为缅、印。见余嘉华先生编写的《云南文化史提要》）开通，巴蜀文化输入南中，对云南滇池文化和取而代之的爨文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且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对南中的治理皆以巴蜀为据点，尤其是三国蜀汉政权，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则巴蜀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自然对形成中的爨文化起了外力推动作用。秦汉时期兴盛于贵州高原的古夜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深厚。爨地与夜郎故地唇齿相依，盘江古文明与夜郎古文明历来就互相影响、渗透，相近的地理环境和毗邻的地缘关系，密切了爨文化与夜郎文化之间的联系。战国庄蹻入滇与爨氏自称源于楚，说明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与爨文化有不解之缘，爨文化体系中，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楚国遗风，具有楚文化因素。爨文化中有“鼎立鼓群”现象。鼎是中原华夏诸族的神物；铜鼓是西南诸族的神物。一般说来，在云南先秦及秦汉考古出土文物中，有鼓则无鼎，有鼎则无鼓。但在盘江流域却出现鼓、鼎并存，鼎立鼓群的文化现象，充分说明爨文化是中原华夏文明和南方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概而言之，爨文化以滇池文化为基础，融汉、巴蜀、夜郎、楚等诸文化为一炉，并自成一体，又具有多区域文化的特色。2、经济：重农兼牧
爨文化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畜牧经济为辅的文化。
美丽的滇东高原，是我国第三大河——珠江的发源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盘江流域为珠江源头，水利资源极其丰富。这里有着辽阔的高原盆地，其中有云南最大的坝子——陆良，及第五大坝子——曲靖，为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提供了较好的农田水利条件，是孕育爨文化的沃土。
早在数千年前，盘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们便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文明。考古工作者在宣威夹角洞新时期人类文化遗址发现了众多经过磨制的石斧等生产工具和大量陶罐、陶杯等生活用具，还发现了陶纺轮和大片烧集灰层。这表明夹角洞人已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另外，在曲靖珠街三源董家村的盘江东岸蝙库坑发现大面积炭化稻，经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鉴定，为“亚洲普遍栽培稻的 型稻”（李昆声、李保伦文《曲靖发现炭化稻》，载《农业考古》1983年第二期），证明爨区在远古时就有水稻种植。1975年，在呈贡小松山一东汉墓葬中，还发现一个陶制水稻模型，可说是当时坝区稻作农田水利的浓缩景观。曲靖炭化稻和呈贡水田模型是爨文化中稻作农业文明的实物标志。史料对爨统治时的南中也有记载：“从曲靖洲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 ……。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说明除了水稻是当时坝区主要农作物外，其他作物亦不少。
滇东高原，还有宽广的高山牧场和丰盛的水草，便于发展畜牧业。饲养家禽、家畜是爨人及其先民的传统习惯，在滇东、滇东北的梁堆汉墓发掘中，多次发现牛、鸡等六畜家禽模型，可见畜牧业也是当时爨人的重要产业之一，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而出现：“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威，邑落相望，牛马被野”的局面。（见《云南志•名类》）
爨区这一重农兼牧为经济特点的文化，是爨人安居乐业景象的反映，标志着爨文化的发达。
3、技术：手工业、冶炼业较发达
在滇东、滇中和滇东北的广袤土地上，有一些被岁月和风雨侵蚀过的封土堆，人们称其为“梁堆”。经证实，都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墓葬的主人，即当时的南中大姓。墓葬中器物种类繁多，从墓穴建筑和出土的陶器方面，可看出当时爨区手工业有长足进步。青铜器有盘、釜、灯、案、车马饰、印章、铜镜和钱币。最有代表性的是：“朱提堂狼铜洗”，所谓“朱提堂狼铜洗”是指刻有“朱提”、“堂狼”字样的铜器（朱提即今昭通地区，堂狼即今东川、会泽、巧家一带），表明爨区冶铜业较发达。有点值得注意的是，爨区冶铜业上有一个重要转变就是：铜器器物种类较多，实用性铜器较多，而工艺较之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属滇池文化）较为粗放，说明青铜器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此外，爨区已能铸银：“朱提郡的金属开采较早，西汉后期，长安市场上出现的朱提银，……，价格高于他地所产银的价格。到了蜀汉时期，诸葛亮还把朱提银与汉嘉金相提并论”（马曜主编《云南简史》）。并且，爨区已能冶铁：“在滇南的贲古县（今蒙自、个旧）东汉时已出产铜、锡……，到了晋代，即有了产铁的记载。……，晋初在云南仍设铁官令一职”（《云南简史》）。
铜器的普及和铁的开采、使用及银的铸炼，无疑是爨文化中生产力水平的体现，反映出爨区手工业、冶炼业技术的发展较高。
4、政治关系：“遑耶”
关于“遑耶”，语出《华阳国志•南中志》：“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蔽，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则“遑耶”大概意思是：“联姻”或“结拜”。
我们知道，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南中大姓，多属汉民移居南中而逐渐形成的，他们是王朝在南中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力量。为了维护大姓的统治，他们又必须利用当地夷人，而当地夷人部落间最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就是血亲，爨氏统治阶层就利用夷人这种重血缘和亲缘的特殊心理，与夷人结成“遑耶”，即和夷人通婚或盟誓结拜，成为亲戚。这种“遑耶”的对象通常是夷人首领。这样，爨氏统治阶层又是夷人的盟友，一方面，他们受王朝之封成为郡县官吏；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遑耶”关系又来维系其对部落群体的统治。另外，“遑耶”关系也使爨氏统治阶层与夷人“恩若骨肉”，团结起来，可以加强爨氏统治力量，又可以和夷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对抗朝廷。
至于爨区各部落，前面说过，必有一个直接统治者——鬼主，鬼主与鬼主之间互不统属，但也通过“遑耶”关系结成联盟。爨氏统治者是各部落均奉的大鬼主。
综合来看，爨氏统治者就既代表王朝行使统治权利，又作为大鬼主统管爨区各部落，拥有双重特殊身份。可以说，这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和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文化，是爨文化较为特别的内涵。
（三）
爨文化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篇章，怎样看待爨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尚有争议，笔者不揣冒昧，拟作一点浅显的探讨。
在云南本土文化的发展史上，一般认为，主要有：战国至西汉时期，源于滇池，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古滇池文化；魏晋至初唐时期，源于盘江，以滇东高原为中心的爨文化；唐宋时期，源于洱海，以大理地域为中心的南诏大理文化，三大系统。
滇池文化是以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为标志的，楚雄万家坝、祥云大
波那、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古墓群发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制作精美，技艺精湛，是古滇池青铜文化发达的实物见证。经考证，这些青铜器物是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的遗物。然而，从墓葬出土情况看，曲靖珠街八塔台的封土堆遗址中，出土青铜器风格接近晋宁石寨山，也属滇池青铜文化范畴。可以看出，后来是爨文化中心区域的曲靖，同时曾是滇池文化的发达地区。并且，经证实为东汉以后的器物就渐渐在滇东发掘中增多，表明滇池文化手工业、冶炼业等重心日趋东移，此时值爨文化的初步形成阶段。到了东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已集中在南中大姓的墓葬——“梁堆”，而且，前面说过，青铜器已普及入寻常百姓家，冶炼技术已过渡到冶铁和铸银，此时值爨文化的鼎盛阶段。由此来说，爨文化是在滇池青铜文化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再从历史角度讲，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政权便在滇池地区、滇王疆域的基础上“于是以为益洲郡”。滇王的奴隶制城邦联盟被西汉的封建大一统所包容，在社会形态上是一个质变。“汉的封建制度已开始逐步在南中推行，云南的社会经济方式开始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爨史》马继孔、陆复初著）。社会经济的起飞为爨文化的孕育展开了前奏，这一切都是在滇池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之上作为前提的。
又从地理位置上讲，爨文化的中心区也就是滇池文化中心区的边沿，曲靖、陆良本即属滇池地区的东北地域，只是滇池文化的兴盛仅限于滇池地区，而爨文化的发达则扩大到了当时的整个宁洲。爨文化辐射范围较滇池文化广阔，并且，爨文化自身已产生并溶进了许多不属于滇池文化范畴的内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是而以新的文化取代了旧有的滇池文化。
同样，南诏大理文化，又是在爨文化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南诏大理文化，是在南诏灭了爨氏政权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滇东盘江流域渐移至滇西洱海区域而兴起的。而创造南诏大理文化的主体，却是爨人的白蛮。
爨蛮有东西之分，樊绰《蛮书》卷四曰：“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南诏瓦解了爨氏的统治政权后，曾以武力胁迫爨中心区域二十万户白蛮居民迁居永昌郡（今大理洲和保山地区），与此同时，又将南诏大量乌蛮居民移居白蛮故地，以巩固南诏政权在滇东的统治。乌、白蛮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皆不尽相同：白蛮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等发展程度较高，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较大；而乌蛮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等发展相对来说较落后，保留民族特征较多。云南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就曾说过：“大概接近汉文化（或文化较高）的称白蛮，其余称乌蛮”（《彝族史稿》）。那么，大量具有先进生产经验的劳动力流失，破坏了爨中心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延缓了爨文化的发展进程。相反，数十万具有先进技术、先进文化思想的劳动力入滇西，使洱海区域从原来的畜牧经济迅速发展到农业经济，大大促进了经济的进步，也解放了文化思想，为创造南诏大理文化播下了种子。
爨地也有东西之分，《爨龙颜碑》即有：“东西二境”的记载，东爨地大略是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及黔西北地区；西爨地大略便是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可见，南诏大理文化的中心区又是爨文化中心区的边沿。则南诏大理文化是以爨文化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并以更新的文明取代了又显古老的文明——爨文化。
总体来看云南文化史上的这滇池文化、爨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三大系统，时间上，是顺接关系；地域上，是兼容关系；族源上，学术界也一致认为，创造三大文化的主体民族都有内在联系：滇池文化是爨人先民滇 、滇叟创造的；而南诏大理文化，是爨人的后裔白蛮和乌蛮创造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爨文化，上承古滇池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类型，是云南多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
历史现象纷繁多变，文明也有其兴盛衰替过程，爨文化也不例外。
八世纪三十年代，南诏逐渐在西南崛起，并统一了六诏。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在唐王朝的帮助下，以武力取代了爨氏的统治权，爨文化便日渐暗淡，在其辐射地区失去了原有的光辉。而南诏大理文化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特色、新的内涵出现，并最终将爨文化取而代之，成为云南文化的中心。
虽然，爨政权灭亡了，爨文化影响犹在：“爨氏的实际力量，仍潜在地、隐然左右着南诏、大理两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全部历史的进程”（《爨史》）。云南大学马列部的张巨成也在《关于爨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言：“爨文化在爨氏统治灭亡后，一直延续至元代，乃至明、清”。但是，爨文化毕竟失去了其往日灿烂的光芒，离我们愈来愈遥远了。
爨文化自形成至被取而代之，经历了近五个世纪的风雨，留给我们许许多多值得探索和研究的东西，爨文化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挖掘，还有待我们去继往开来。诚如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所言：“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颗璀璨的珍珠。我们大家都有义务，也有责任使之发扬广大，从而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为人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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