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渡述评 （夹议/2155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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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渡述评   （夹议/21556字）

                                                                                                               曾国鑫编撰

           孙渡将军是一个饱受历史争议的人物，其观念和立场的独立性和传统性，及他独特的军事指挥艺术，不止对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假如，当年不是他“一谋双保”策略的安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可能夭折，中国今天的历史就可能改写；但，他的政治立场和儒教、结义精神，又造成了他人生的保守，在“独善其身”中成为政治的抱尸人不愿进步，导致成为了一个“爱国，爱民，爱科学，爱传统又不愿抛弃昨天”的性格型焦点人物。在民国、抗战史上是功臣，在时代前进史上又领非议……很值得今天的我们来看待这个国学上的矛盾进行探讨，以利中华文化的深化与发展。

——作者

孙渡，字志舟，1895年5月5日，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镇新庄村一个农夫兼老雇佣邮差孙汉鼎的贫苦文化家庭。其从小天姿聪颕，由当地“李大管事”家资助读书有成，饱受儒学“忠君爱国”和关云长“忠·义”思想的熏陶，1910年少年怀志从军，考入云南陆军小学，1915年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17年毕业后由于长相出落英豪帅气、学业优异有勇有谋，而被选入滇军警卫第二团担任排长，并被与其同龄相差不大的唐继尧四妹唐芸赓、李小四等许多当时进步女青年所暗羡和追求……同年，孙随唐继尧入川、黔作战，深深备受唐欣偿，接连擢升为连长、营长。在云南顾、胡等军阀混战中，更是秉承“忠·义·勇·谋”的革命精神和思想，坚定追随唐并多次立功受奖，1922年3月，唐继尧被内乱逐走后重返昆明，其先后被擢升为独立团团长、旅长并“委以大事”兼贵州省警务处长，1924年回滇任职云南省烟草公卖总局局长、云南省宪兵司令。

1927年唐继尧被推翻，孙做为唐政团的在籍代表和孙中山思想的新进人士，成为龙云国民党政变结构的参谋长一职人选。1929年初，龙云为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乃以胡瑛代理省主席，自率朱旭、张凤春等师进军贵州，发动了滇黔战争。与此同时，黔军将领李燊也在蒋介石及龙云的支持下，由湖北宜昌率部回黔倒周西成。在龙云和李燊的联合攻击之下，周西成节节溃败，4月间，周西成部在镇宁一带被击溃，周西成也被击毙。  
    滇黔战争爆发后，胡若愚、张汝骥认为有机可乘，联合龙部叛将孟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龙云急调入黔之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碧鸡关并采用了参谋长孙渡所献反间计，由胡瑛寄信给孟坤，又故意将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信中暗示与孟坤已部署当合击胡、张，使胡、张对孟坤大为怀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乎全被消灭。待胡、张知道上当时，后悔已晚，只有退往滇西。龙云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由华坪、宁蒗退入四川盐源、木里一带。1930年春，张汝骥在盐源战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枪毙；孟坤在渡江中翻船淹死；只有胡若愚只身逃脱，后率残部并入桂军。在此役龙云统一云南中，孙因功于1929年11月21日当选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云南造币厂厂长。 1929年至1930年间，担任云南省团务总局会办。并于1930年再领军职兼任第98师第3旅旅长，顶着蒋介石灭黔、滇及右江红七军的“一石三鸟”计策进兵广西与“红七军”作战。作战中，孙渡以自己独立的军事敏感和护滇思想，裰和卢汉等一干主将识破蒋的阴谋，只在“张冲铁旅”和红七军做了次短暂接触后，便假意“战败”全员后退，于 1931年2月归滇了！3月，由于孙的妙策建议使滇军完备脱困，摆脱蒋的“一石三鸟”计谋，受任第十路军参谋长，9月21日，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35年任剿匪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

其的军事指挥才能，就是在围堵中国工农红军、保护云南地方政权中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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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被国民党中央政府称为“共匪”的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要过云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云贵两省军政首脑有二心，想借围剿红军之机，再次实施“一石三鸟”计划，想趁机将两省的地方武装顺带也消灭掉。揣度国军与地方的这种矛盾，红六军团肖克（有别传为“朱德写信给孙”，但据史料朱此时因历史及前夫人贺叛变问题的纠节并不在党中央军事核心领导内，更加上当时红军内普遍开展的“AB团肃反”嫌疑等，亲自写信的可能性不大！故肖说可能性较真。）曾捎信给孙，交通建议双方暗结停战协定。孙假意“置之不理”，继续坚持前广西与红七军的“触而不接”解困策略预案，实际采取对红军“围而不堵，追而不击”的战略方针，在红军猛攻贵阳时坚守云南大门不出，待飞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切电令之下，又一下洞开大门让红军涌入云南，然后佯装星急火燎的返身猛追，在曲靖三元宫附近将一车送国民党中央军的火腿、白药及云南军用地图假意“给养被劫”遗送红军以“快速过滇”后，又施计于后对进军宣威虎头山途中的红二、六军团发动佯攻……经两天“激战”，在红军微创中，孙又依广西战斗及开先与中央红军“猛追”样佯遭创败暂退闪道让路，将“勇猛作战”改为“紧紧尾追”。将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直逼”普渡河，送过了金沙江，孙纵队才停住追击。此一谋，不仅搪塞了蒋介石“一石二鸟”（原“一石三鸟”因此时黔军王家烈已被消灭，故为“二鸟”了！）之计，又达到了对红军网开一面，让其尽快离开并保守云南地方武装和政权的“一谋双保”效果。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则因缺乏孙的韬略与筹谋，同红军硬打死拼，最后导致“主席亡权，贵州亡省”的结果。
     龙云对自己主政下的云南避免了成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第二，十分高兴并感激孙，特设家宴款待。龙云在兴奋之余提问：“你是孙志舟，我是龙志舟，你这个孙志舟为何意？”
孙答曰：“我是激流之舟，能冲破惊涛骇浪，克服千难万险，到达平安的彼岸。敢问主席：你这个龙志舟又为何意？”
   龙云说：“我是大旱之云，云能生雨，能普降甘露，营救众生。”
   说罢，两人相视而笑……从此成为龙的心腹爱将常留身边。
其的“儒略思想”和关武“忠·义”行为，不仅受到众多云南将领的崇敬，更受到了前都督唐继尧四妹唐芸赓的一再追崇和爱戴，发出了“非孙渡不嫁！”的爱情誓愿，并最终在孙原配李四小姐病逝后，于43岁时由香港赴赣抗日前线与孙结成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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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事件爆发，云南60军应命出征，首任军长本应由孙担任，可是，龙云出于自己云南政权结构的暂时考虑，不让其出征，而把任务交给了表弟卢汉将军。
孙对国内的意识形态内战有着超人的内韧见解和处理能力，可对外的日本侵略，却总是同仇敌忾、毫不留情！
1938年6月 ，云南组建第二支部队58军出征，龙云还想把孙留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可蒋介石出于自己对解决云南地方山头的考虑，却偏偏点将要其挂帅，于6月6日宣布其为58军军长。临危受命，孙面对当时社会上的“亡国”、“速胜”等众多不利抗战的岐议，于6月21日在昆明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最后胜利应于长期抵抗中求之” 。
当记者问及如何治军时？他回答说：
“现时代之军队，须着重于政治训练，务使各个士兵，均能养成抗战必胜信念，然后以之摧敌，无敌不克。”
旧《云南日报》为此评介说：
“孙军长年华虽逝，英雄不老，谈及抗战军事，则气态轩昂，神采焕发，其见解之超越，有如其目光注射之深远。”
其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
“在此长期抗战过程中，余以为一方面须将现有战斗本事设法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须将未来战斗本事努力培养起来。夫如是，抗战日久，则吾国以战力日益强大之兵力，当疲弊之敌军。最后决战，必操胜算！”
其论，他不仅彻底地批驳了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再战亡国论”，并与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同时的抗日见解《论持久战》及当时由广西军阀中对抗日流行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土地后勤策略计谋是多么的相似啊！
7月10日，陆良同乡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欢送孙将军挥师北上抗日，特书出征大纛一旗，上书“邦家之光”，以表乡谊，用资策励。孙对该帜倍加亲切，视为珍宝。
      1938年8月1日，孙率58军4万余众，于1938年冬，我58、60两军齐集鄂东阳新通山一带，先是中央将两军成立第30军团，不久扩大为第1集团军，由卢汉任总司令。乃自60军中抽出184师，58军中抽出新编第12师，合编为新编第3军，由张冲出任军长，并于1938年11月7日黎明直赴武汉外围参加崇阳之战。其时，部队抵达长沙即乘粤汉铁路火车北上，日方空军占有绝对制空权，中途屡遭敌空袭，部队时而疏散，时而集中，沿公路东行，数日抵达通山，开始布防占领阵地，秣马厉兵，待机歼敌。时新三军11师108团，在旅长率领下，拟占崇阳县属皇儿桥北方石洞岭阵地，拒止日寇向南扩张。我军向预定阵地前进，尚未站稳脚步，即与敌发生冲突，演成不期遭遇战，敌方先占领高地，我军处于反斜面，形势殊为不利，上级严令不得退却，遂采取攻击，官兵闻令个个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敌则集中火力还击，双方展开鏖战。
    鏖战中，日军于战线上方升起一个气球，高约2000公尺，我方既无空军予以摧毁，地面火力又鞭长莫及，只得眼睁睁的任其在我军上空从容观测，掌握我军部署，引导炮兵准确轰击我军目标，扩大我军伤亡。
战斗持续接近黄昏，我军奉令向通城方向转进，这场遭遇战虽然短暂，但其团伤亡已近千人，离散者亦复不少，成一场难忘的耻辱战。让刚参战、来不及接防入阵的58军和刚到湖北才组建的新3军完全暴露于敌，卒不及防中让58军和新３军受到重创，蒙受重大失利！使所属新编第11师被取消番号，代师长马崟撤职，孙被记大过处分，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被判刑。
这沉重打击，对以“长胜将军”著称的孙渡而言，可谓是心伤沉疴、精神大损！然而，做为久经沙场、深谙军旅变幻的他对此并不气馁、不怨尤，而是在承担责任所有责任的同时，总结做出了以勇炼队伍内功·以适应战场霎息万变为长策的崭新带兵计划：
·为鼓舞士气和增加战力，孙总是穿着他的旧军服深入练场和战壕，帮士兵勇练战斗本领，并与士兵们交心、谈心，群论国是和战法；
·以自己民族共和游击战法“亲溶于民，军民一体，共为生死”的群众战争理念，号召全体官兵要把驻地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利用全部能用的时间，帮助群众搞定吃饭、上学、道路交通、环境卫生等等问题（这，和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是多么的一致啊！）；
·在让士兵深受为民打仗教育的同时，使民众把58军当成自己的子弟，形成了“军民一心”的良好风气和名声。
做好了这一切“锻练内功”的工作，当他们就要重返前线的时候，在接受老百姓们的送行中，他说：“我们一定会把关心爱护父老乡亲的做法，作为58军的光荣，在未来的战斗了发扬光大！”
在接受战地记者采访时，更说：“军人唯有拿战利品来报答国人对58军的爱护和拥戴，拿自己的头颅来拯救祖国的战争灾难。”
针对此治军“内功煅炼”的活动表现，后国民政府重新落实失利责任，恢复了新11师的番号。并在 1939年春，58军结束湖南醴陵整训后，开往江西奉新战场杀敌。后离开奉新又连续投入了三次长沙会战，士兵们勇猛颃强，表现出一股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和不畏生死的超高素养和整体技巧，时常以高度的团结协作和有限牺牲精神，多次将侵华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全部挫败阵前，出色地保卫了“芙蓉国”长沙这座英雄城市，让58军、新3军的“滇军”名声从此大振国内。
孙因此于1942年10月16日被提升为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在之后的南昌会战、上高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大战中指挥所属部队持续克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此，真可谓“师初失蹄，后化出虹，越战越勇”之真将军也！
     孙虽为军人，却又特具文人的风度。在江西战场上，他爱民、爱兵如亲、同仇敌忾，盛传一时。许多中外战地记者都争相来访……可是他就是不喜欢这些夸耀、琐务宣传，而总是经常高兴深入下层与士众们一起，平心静气地平等交流，研究怎样打仗，然后将这些交流所得应用于指挥打仗，并把这种取得的成绩归功于这些有所交谊的下级官兵们，所以，不少记者想要找孙采访十分困难！
其中，一位西班牙记者多次上门无着，在探知了他的这一“秘密”后，终于在战壕里找见了他，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班牙，希望听将军谈谈打仗经验！”时，孙出人意外的不谈自己的战功战况，而是接过话题与其谈开了西班牙的历史。讲完后记者十分激动，问：“孙将军何时从西班牙归国的？对西班牙历史如数家珍，一定是在西班牙研究过多年！”孙幽默地说：“相当惭愧，我还没出过国门。”后来记者在他的采访录中说道：“我接触过的中国高级将领很多，但像孙将军这样有如此渊博学识的则相当少，堪称中国军队的大儒将。”      
孙的“儒”，并不单纯地表现在学识和机智上，却更多地表现在了战略上！
为打击和了解日寇军情以进行战术安排和训练，远在长沙会战之前和第一次崇阳失利之后的整训中，为总结和汲取教训并摔打部队实战经验，他按“龙云和朱德、周恩来南京飞机密意”精神，让下属各部学习八路军游击战法，分批派出基层官兵组成游击队，深入南昌郊区进行侦察、破袭实践，在掌握大量战地情报的同时，顺带破坏交通、桥梁，伏击后勤辎重，使南昌日军的指挥中枢几度陷于瘫痪。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其所率一部，就共破坏重要桥梁数十座，消灭日军数千，并且还击毙了一少将级军官。孙在庆捷之余，挥毫疾书，为这些英勇机智的游击训练报出了千古流芳的新闻：《突袭敌后的一支神军》。将这些普通士兵的创举和伟大钦表于世，却再不谈自己做为一个集团领导的尺寸之功，将一个文人战将的风采和平凡自修、自悟粘合能力发挥到了尽致，让周边所有参予者们无不敬仰！
      而在此尽显其文人见识和军人胆识的，还另有一段小插曲：既，其父孙老太爷过世时，当地的一些阴阳先生争相来为孙将军点坟相、组道场，并一味赞其塚址“坟相好，福气大”。
孙出于礼貌不便直驳，便说：“坟相固然重要，但我想补充3点：第一，要承认遗传基因；第二，要有一定的聪明才智；第三，要有自己的奋发精神！”
其的三点，不仅表明了自己“要创造人生，必先具备自身先决条件”的世界观及与时俱进的机遇思考，更是把文人·武道必须崇奉科学的思想表示了个淋漓尽致。
而其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抗战胜利前为了粉碎侵华日军对其所属战区的扫荡，他以破釜沉舟的钢铁意志和决心，多次亲率部队冲入敌阵，展开“反扫荡”战役。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多次遭遇又多次破围为安……当集团全军来来往往，终于摆脱敌围凯旋归来时，脸上长满了胡茬，消瘦得差点让人都认不出来！
      孙不仅对家人亲切，对驻地庶民友爱，而对下属的官兵则更加关怀备至。有一次晚饭后他外出散步，秘书突然发现一勤务兵在掏他屋内衣里的腰包偷钱，便想转身去抓！而孙对此，却轻轻地拉了拉秘书的袖子，装做没事地仍往外走……秘书不解其意，问道：
“军长为何不当场捉住他？”
他说：“人是有人格的！他这样做，必定有原因，过几天再问他。”
一礼拜后，孙以兄长的态度温和地对他说：“最近你家里发生了啥事情？！”
到底做贼心虚，勤务兵顿时吓得双膝下跪，求饶说：“我的母亲过世，无钱送葬，冒犯军法，偷了军长的钱，以后我变牛变马全部赔还，请军长饶我这次！”
孙没等对方说完，便弯下腰双手把勤务兵扶起，说：“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咋是偷呢？您的母亲便是我的母亲，我也有这分责任，如不够，我再拿点。帮助每一个战士搞定家中疾苦，是每个指挥官应尽的责任。不要说还的话，今后勇敢杀敌便行了！”
他这样待人，从此，那士兵便死心踏地铁了心的跟着孙展开了转战生涯……
在对待士兵养育之上如此，而对待军官之间的关系，则更是亲如兄弟，敬如手足，同如心气。与他同伍的鲁道元将军，其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秘书杨世英叙述起这段历史来时，其文字居然称做“天衣”一般：
   “ 孙渡、鲁道源同系龙云部属。1938年出征抗日前，孙渡任龙云的总参谋长，鲁道源任第五旅旅长兼云南造币厂厂长。抗日军兴，云南组编第六十军出征时，龙云即委命鲁道源任六十军军长卢汉下属的师长。由于卢、鲁在1929年遵蒋介石之命讨伐桂系的战斗中生过嫌隙，故鲁道源拒不就职，及至次年组编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他才慨然受命任新编第十一师师长。1940年冬调任副军长，1944年孙渡升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后，鲁道源继任五十八军军长。
    “孙渡与鲁道源的性格、风度虽截然不同，但相处情感始终很好。  
    “孙渡，字志舟，云南省陆良县人，银盆脸，额上有一道浅浅的枪弹伤痕。他平易近人，常与士卒为伍。1940年7月在赣北防守时的一天下午，当前线炮声沉寂时，他身穿汗衫，悄悄走出单家圩军指挥所向锦江前沿阵地信步走去。吃晚饭时，副官长马子良找不到他，急切摇通各师电话，询问军长踪迹，各师均茫然不知。于是逐级下达询问，最后在新十一师前沿阵地的一个机关枪掩体内找到他。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他还蹲着跟机枪射手聊天呢。
    “孙渡生活俭朴，不讲排场，不尚虚荣。他常年穿一套黄呢军服，不论到哪里，随身只带两个卫士。日食两餐不求丰盛美味。每个战役告捷之后，当许多报社的记者去访问他时，常吃“闭门羹”。对军政部或战区长官部派到军里的点验官、督战官也只淡然处之。
   

zgx540612

zgx540612 发表于 2015-10-9 19:17
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事件爆发，云南60军应命出征，首任军长本应由孙担任，可是，龙云出于自己云南 ...

  与孙渡接触过的人多称赞他“博学多才”，“谈吐风雅”，有“儒将”风彩。孙渡有陆军小学及讲武学校的学历，有多年带兵作战的经验。他好读书，就是在戎马倥偬的行军途中，也少不了一匹骡马为他驮书。他的读物有：《孙子兵法》、“中外战史”、各兵种《操典》以及社会科学、文艺杂志。
    “孙渡与鲁道源平时互相谏诤；战时互相信赖。1940年卢汉回滇新组第一集团军时，将鲁道源调升第五军副军长。鲁道源认为此事是卢汉用明升暗降之计解除他的师长兵权而大发牢骚，要与卢汉决裂。孙渡不假辞色地指责他“意义用事”，劝他“静以制动”，待机重握兵权。鲁道源才到军部就职。
    “鲁道源，字子泉，自号铁翁。云南省昌宁县人，云南讲武学校第十三期毕业，中等身材，紫檀面色，虎背熊腰，说起话来虎虎生风，令人望而生畏。
    “1938年8月部队由昆明出发，鲁道源正患急性胃炎留昆明治疗，部队由副师长马崟统率沿京滇（不是现在的北京到云南公路，而是当是南京到云南的公路，相当于现在“上海——云南”的210国道之上！）公路徒步开赴前线保卫武汉。10月底到达长沙时，蒋介石已下令放弃武汉，五十八军奉令沿崇阳——通山公路布防，掩护武汉守军撤退。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后，为扩大外围据点，以部分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窜犯通山、崇阳。新十一师官兵未经战阵，乍受敌军猛烈炮火轰击，就放弃阵地，反身奔回长沙，经集团军总部收容集中到醴陵待命。为此，军事委员会除给孙渡记过处分之外，还撤销了新编第十一师的番号。到1939年春南昌会战后才正式恢复番号。
    “在昆明养病的鲁道源得知情况，引为奇耻大辱，立即带病赶到醴陵，曾多番函电恳请龙云及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转请军事委员会准予恢复番号，戴罪立功。
    “1939年春，五十八军奉命开赴赣北，侧击沿南浔铁路南犯之敌。部队由醴陵出发，经浏阳、越茂竹山至铜鼓，又向南到达靖安时，南昌已告失守。部队即在锦江南岸布防，相机袭击江北敌军。师部驻在高安县所属的金堆罗。鲁道源以逸待劳，抽调各团连排长、军士集中作短期训练，按步兵操典要求，严肃军纪、风纪，一再激厉官兵“为抗日救国而死，虽死犹荣，立功受奖，逃亡者杀！”由此，士气更振。
    “1939年至1940年在锦江防守战斗中，鲁道源发扬滇军吃苦耐劳、善于爬山涉水的优点，经常组织小部队于夜间涉水渡江奇袭敌人，或伏击由靖安、奉新进出南昌的敌军车辆，虏获上交了不少战利品，因而受到战区及军事委员会多次嘉奖。
    “鲁道源治军强调军民合作的鱼水关系。他常对官兵说：我们吃的要靠老百姓供给，宿营要住老百姓的房子，行军要靠老百姓作向导，伤兵要靠老百姓抬担架运送，敌情要靠老百姓报告……我们军队是游动的鱼；老百姓是潭活水。鱼离开水就会死去，军队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战胜敌人。每次部队开拔，必命政工人员随同先遣设营人员作前导，安抚战地居民；离开宿营地时，以军风纪纠察队殿后，凡查出借物不还，估买强占破坏军民合作关系的人和事都作严肃处置。部队调到后方休息整顿时，就由部队的“春秋剧团”演出京戏或话剧与群众联欢，邀请乡老座谈。同时，平整乡村道路，打扫清洁卫生，军医处免费为老百姓治病。1941年春，军部驻湘北南江桥附近的君子堂村时，邹姓中年房东患腹肿病卧床不起，多方医治无效，家人忧伤，邻人为之焦急。鲁道源嘱咐军医处长朱兆麟（云南会泽人，云南大学医学系毕业生）悉心为他治疗。朱兆麟吩咐患者家属将仰卧竹床的病人抬入医院，在病人腹部插一个管子，排放出大盆腥臭腹水，肿胀顿时消失。服药之后，数日即告痊愈，乡亲奔走相告，传为佳话。
    “鲁道源有多方面的生活情趣。唱、演京戏《霸王别姬》和《盗御马》中的黑头，嗓音洪亮，字正腔圆，颇有京戏泰斗金少山的韵味。因此，他驻军江西樟树镇时，买了八蟒八靠的京戏剧装八大箱；又聘民间演唱京戏的文、武、须生、青衣、花旦的艺人作教员，从各营连中挑十四五岁的小兵学习排练演唱，组成京戏队；另接纳沦陷区流亡的知识青年组成话剧队，编演救亡剧目，统名“春秋剧团”，自兼团长，由他的秘书任副团长负责统率。部队在前方作战时，剧团在后方排练，部队撤到后方休整时，既公演慰劳军民。鲁道源爱习武术，部队调到后方休整时，每天早晨必集合各处官佐教习太极拳。军书旁务之暇，他常与参谋长鲁元（云南省剑川人）、军法处长李屏苍（云南省大理人）研习诗句，相互唱和。更喜爱书法，每日必临摹钟鼎，大小篆各种碑贴十数张。他写的字有骨有肉，遒劲有力。驻军南江桥时曾携幕僚攀登巍然屹立湘鄂之间的幕阜山，凭吊三国周郎赤壁鏖兵的英雄业绩。游罢归来，即兴手书“雄霸南天”四个长宽丈三的篆书大字，交秘书率石工四名上山镌刻于山巅的百丈峭壁上，寄寓他的雄心壮志。
    “孙渡与鲁道源统率五十八军，可谓“文经武纬”，相得益彰。在赣北、湘北的历次攻防战斗获得了“常胜军”的荣誉称号。特别是1942年初3次长沙会战时影珠山的堵截战斗，更打得有声有色，留下了云南三迤健儿浴血奋战、杀伤大量侵略军的光荣战绩。在影珠山掩埋的坟场称万人冢。
    “1940年12月，五十八军由赣北调湖南。4日，新十师师长高振鸿失九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立即电令孙渡，命副军长鲁道源即率新十一师收复九岭。鲁到前方后，收容新十师部队，指挥二十八团苏向文部、二十九团龙沛霖部于九日攻占宝盖山及龙华山。10日，并指挥新十一师茅嘉谷等团向九岭反攻。友军一三三师攻占杨白尖，侧击九岭之敌，敌不支败退。11日九岭全线阵地收复，敌回窜通城。战区长官部得到捷报，撤了新十师师长高振鸿的职，命鲁道源兼任新十师师长。
    “敌军企图攻下九岭沿平浏公路进犯长沙的计划未逞，又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由鄂南的咸宁沿粤汉铁路南下进犯长沙，随即与我方防守新墙河的部队九十九军（广西部队）发生激战。五十八军奉命增援，固守新墙河以迟滞敌军。激战4个日夜，我负伤官兵源源送到师指挥所，鲁道源亲自一一慰问。25日拂晓，敌军在飞机掩护下突破友军阵地直趋长沙。揭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战区司令部采取“口袋”战术诱敌深入。当我军迟滞敌人于新墙河畔的5个日夜里，战区即做好保卫长沙的准备工作，于是命令前线部队避开敌军主力迂回敌后，截断敌方补给线，尾随至距长沙约50公里的山岳地区，二十军（四川部队）占领古华山；五十八军居中占领东西影珠山；九十九军占领明月山堵死敌军退路——影珠山与明月山之间的栗桥大道及影珠山与古华山之间的福临铺大道。
    “1942年1月3日，侵入长沙郊区的敌军在我岳麓山炮兵火力的压制下，又遭我保卫长沙部队猛烈攻击，敌军在伤亡枕藉、又无补给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攻占长沙计划，返身撤退。
    “影珠山高500余米，周沿30余里。山上茂林修竹，郁郁苍苍，千百户农家散居山坳。东影珠山巅有三间青瓦白壁的庙宇。五十八军的军指挥所及新十师的师指挥所就设在庙宇上下。
    “1942年1月3日下午，隆隆的炮声自长沙方向传来，由远而近。入夜，北风呼啸，敌我双方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与风声相应和，有如疾风骤雨，又似潮水拍岸，彻夜不停。白天，枪炮声沉寂时，膏药牌的飞机就窜入阵地上空，擦着山岭盘旋侦察，连续四日。7日午夜，敌方阵地上连续朝我影珠山发射耀眼的照明弹，继之，一股日军亡命地从我军山脚下的防御薄弱地段冒上了影珠山，与我警戒部队短兵相接。在这紧要关头，孙渡镇定自若，手握电话筒与左右友军联系，调动各属山下部队合力出击敌军；鲁道源冒着弹雨指挥警卫，以旺盛火力居高临下压制窜上山来的敌人。鏖战至8日拂晓，终将窜上影珠山的千数敌人全部歼灭。俘虏钻进红薯地窑及荆棘丛中的日本士兵21名，旭日东升清扫战场，山沟山坳中，道路上堆积着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
    “会战告捷后，五十八军调驻长沙市东北的枫林市休整，《阵中日报》的战地记者伏笑雨，《中央日报》的战地记者胡定芬，《扫荡报》战地记者王淮冰等报道了五十八军将士浴血奋战影珠山，杀伤大量侵略军的战绩。中央电影制片厂还到枫林市拍摄了《影珠喋血》的镜头。
    “1943年3月以后，五十八军继续参加了长衡会战及宁岗、永新、遂川战役，直至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鲁道源奉命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进入南昌受降。日寇野战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兼第十一军笠原幸雄率领师旅团长前来接受命令，对我方之规定，只能答应“是”，不能说半个“不”字，我国人民抗战八年，洗雪了近百年来被侵略、被侮辱的耻辱，人民的功绩，应永垂史册！”
这做为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见证叙述，不仅将孙渡这个“儒将”的信、义、智、勇、忠儒雅和惜爱精神，就此上升到了一个“政论军事家”的战略家高度，同时又把个“一统·一体”的作战艺术风格，就此体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区位上！
      而正是他这种淋漓尽致的区位精神作用和鼓舞，在1943年11月1日，侵华日军调集10万之众，对湖南的又一重镇常德发动进攻期间。当时守城部队与之激战7天，曾两度被其攻占时，为了从侵华日军手中夺回这座靠近湘西的重要城市，孙部再次临危受命，全体士兵们勇猛如虎，不畏生死地高声大喊着“杀——”而地动天摇地率先攻入常德，配合整个战役一总打死打伤侵华日军23200余人。入城先锋58军第10师，在云南宣威师长侯振邦的率领下，站在俘获的日军坦克上庄严宣告：
“常德胜利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捷报传到政府首脑机关，一片欢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立即致电祝贺，说：
“这是滇军继台儿庄大捷、中条山杀敌之后，又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zgx540612

zgx540612 发表于 2015-10-9 19:37
与孙渡接触过的人多称赞他“博学多才”，“谈吐风雅”，有“儒将”风彩。孙渡有陆军小学及讲武学校的学 ...

   至此，孙所率的部队，共参加了全国22次抗日大会战的其中八次，抗战7年零半月，消灭日军10万之众，而自己伤亡不到8万，在40个集团军中，成为斩获最多，伤亡最小的集团军，成了云南出征部队参战最多、地域最广，继滇60军台儿庄大捷回滇镇守后，在抗日前线取得成就最多的高级指挥官之一，为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做出了云南三迤健儿应有的伟大贡献！
其不仅宏扬了国威、体现了全滇人民的抗战决心和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云南大山百折不挠、学习不止的勇往直前精神……并以这种精神，在世界和中国取得长期、全面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代表云南人民让58军获得了代表国家第9战区于南昌接受日军投降、新3军于九江接受日军投降的殊荣，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搏取胜利的喜悦里！
然而，也就是在他沉缅于喜悦之中，将军事家们那句共同格言挂在嘴上说：“会笑者，最后笑，而最后笑才是真笑。当前是中华民族笑的时候了！”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却猛地击在了他的头上——从云南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他的体己和至交、省主席龙云被解除在滇各职，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当院长；
·同时，全国军队进行缩编：新3军撤销，58军缩为一师，番号58师。（此后，该军一直被隶属于薛岳中央军名下留守中原，未于归滇建制直至被解放战争被刘邓野战大军歼灭！）
·孙本人做为原入国府领衔总都督唐继尧的连襟、龙云幕僚集团核心支柱人物，如龙云一样被“冷处理”已成定局。因此，他原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被撤销，以归建滇60、93军名义“升任”东北滇军副总指挥和司令官，以协调“剿共”的内战！！
对此，一些不平之士叹息说：日本亡国，云南亡省，终于完成了蒋大总统“拆散云系，消灭滇军”的心愿。
由于58师被挟留在内地“中央军”内，新3军也不复存在，滇60、93军被调东北后又被打乱建制分驻各地归当地中央军辖制，孙顿时被拆离了自己一手建立、亲自指挥长成的队伍，成了一个脱土离根的光杆司令。升任东北“剿匪”打内战，想想当年对红军的“剿匪”中自己明里暗中当“关云长”影象与感情，再加上蒋对他与滇政府历史关系的猜忌利用，他内心里十二分地不愿意！虽在这上让他兼任第三兵团司令，不久又改为辖93军和60军的第六兵团司令。但，这都无法释怀他对蒋阴险“拆散云系，消灭滇军”在内心的阴影，更客观上加深了他长期以来不愿参加内战的心结和“归隐不世”的信念。在这种冷落与猜忌、内心抵制同在的心念·心结下，又加之滇军内部地下党组织一再地与他进行乡谊联络和秘密策反，使他始终摇摆在起义与“滇军结义”的心绪之下更加纠节不已……东北两年，做为“司令”，他基本是用当年“徐庶进曹营”的消极心态来推托常务，从未主动（也不可能）筹谋和介入指挥过一场战斗！
而在对共产革命方面，他也采取了同样一言不发的态度。下面，是他当年秘书地下党员杨守沫对此事的一段回忆描述：
    ……我见到孙渡时，怀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这位在抗日战争中曾是我作为长期统战对象的滇军将领，在被迫参加内战后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但是稍坐片刻，仅仅谈了点家乡的情况（孙和我是同乡姻亲关系），同他非常接近的少将参谋处长安守仁进来（当时的中将参谋长翁国柱和中将副司令陈铁驻守锦州），孙渡就把话题转到人物讨论方面。抗日战争中他贬斥过薛岳、罗卓英、杨森之流（都是指挥过孙渡的上级），称赞过毛泽东“文章写得好，军事指挥强”，还说张发奎也有能耐。这次他忽然又赞扬了张学良，把张抬得很高地说：“中国将领中张学良是个不一般的人物。”流露出对张的钦佩。在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内战日趋扩大的此时此地，孙渡忽然谈到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引起我的注意。当时安守仁未便搭腔，我也不好插话。但是作为来东北后初次见孙渡的第一印象，对我工作的内容是很深刻的。
    在抗战时期，孙渡和安守仁都是我的工作对象，比较开明进步，对抗日战争态度坚决，今后在新的内战形势中，如何做他们的工作，对我是一个新的课题。孙渡同意我到军法处工作，这职务对我今后的秘密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能和我交结7年的知己好友孙彬共事，朝夕相处，不仅安全可靠，我的工作也会得到他的支援和帮助。
    我从朝阳回到锦州不久，就同在93军暂22师新任团长的我地下党负责人张士明见面，他是特地到锦州来同我相会的。这时我才知道，中央从延安直接派刘浩来领导60、93军两个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刘在三个多月以前就已经越过封锁线到锦西同张士明见面，接上了组织关系，现在刘浩可能在吉林杨重那里。张士明除对我传达了刘浩所谈的中央指示精神和有关情况以及今后的八项具体任务外，还告诉我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好消息，93军来东北之初，仅13天，即1946年5月17日，驻在辽西绥中县前卫、前所一线的暂编18师3团（张士明当时任该团副团长）7连连长陈禄和白华，在张士明平日的教育和影响下，已自发地率领全连官兵起义，投向人民怀抱。这在当时的冀热辽解放区是家喻户晓的新闻，在蒋管区则被严密封锁消息，对卢浚泉也是当头一棒，暂18师师长也因此藉故被撤换下来。我也向张士明汇报了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辗转来东北的经过，以及见到孙渡的情况和我在兵团司令部军法处任职等情况。同时向他提出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即迅速解决原58军司令部辎重营营长范啸谷的党组织问题。因远在1942年我第一次回滇，在云南建水向方正同志汇报情况及请示工作时，就提出范啸谷的问题。方正已同意可以发展入党，但是在我返回江西途中，范已被58军司令部选送到“成都高等步兵学校”受训去了，使我未能同他见面作一次正式谈话，履行入党手续。以后范在成都步校毕业，被分配到昆明“中央军校第五分校”任职，后又到60军工作。我已知他随队来到东北，现在该军545团任副团长，急需去吉林一趟找到60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同志，把范的组织问题尽快解决。张士明表示同意。与张分手后，我就赶快动身，独自乘火车穿过国民党占据的沈阳、长春到达吉林。见到杨重后，同他谈了范的问题。他们对范到60军后的情况也有所了解，遂决定由我直接到545团去同范先谈一次话，详细了解他几年来的思想情况。如无问题，即同他到吉林来。第二天我即乘火车到烟囱山545团找到范啸谷，革命的情谊使我们充满久别重逢的喜悦，并夜以继日地谈了两天，才一同来到吉林。我把范啸谷正式介绍给杨重，当晚杨重又和范谈了一次话，即由60军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范啸谷为中共党员。多年愿望得以实现的范啸谷无比激动，我也为初到东北就了却了这桩心事，并为60军地下党组织增添一份力量而深感欣慰。
1947年1月，我从吉林返回锦州不久，刘浩同志就找我来了。我同他曾是初中时的同学，又同在云南罗平一个小学当教师，同住一间宿舍，共同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工作，彼此非常接近，很是了解。半年后，我们分手。1942年我由云南建水返回江西途中曾在重庆与他不期而遇，此后又是天南地北，杳无音信。想不到这次各自阅历万里风尘，又在遥远的东北战场相会，这缘分直使我欣喜万分。他肩负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从延安经辽西通过封锁线，闯进敌营与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领导滇军中历时8年后保存下来的地下党组织，今后他将进出于敌区封锁线，来往在60军与93军两个敌营之间开展活动。   
我是93军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成员，但我的公开职务在锦州敌兵团司令部，从两个军各方面的关系和地理位置上看，对今后刘浩的活动，我这里实际可以起到中间站的作用（事实上刘浩当时也是利用我在锦州的有利条件而这样做的）。他每次到张士明那里之前或之后，往往都到锦州停留，向我直接传达任务，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因此我和张士明的接触反而就少了。
刘浩此次来，在锦州同我住了好几天，经常进出于卫兵荷枪实弹、大门警卫森严的兵团司令部大楼。他同和我关系密切的孙彬等人也有接触，我还带他到外面各处走走，熟悉一下环境，也曾邀他到锦州老城区的千年古塔下密谈，当时的古塔四周是极为僻静的地方。刘浩向我谈了在延安接受任务的经过，中央首长对滇军的重视，临来时，少奇、朱德同志的谆谆嘱托；初到北平后，叶剑英、李克农同志的亲切关怀，专为他进入敌占区做了具体布置的详情；同时还谈了他化装通过封锁线到达锦西和抚顺，先后与93军张士明、60军杨重接上组织关系的经过以及向他们传达中央对滇军工作的指示，布置开展滇军工作的8项任务的详情。我也向刘浩汇报了抗战期间我在滇军工作7年的大致情况，同孙渡及其周围有关人员建立的关系，以及今后可能在我们工作中可以利用的条件等。根据我的具体情况，经过几次研究，决定我今后在8项任务的范围内，重点抓以下三项工作：
1、 继续做好孙渡的工作。包括孙最信任的参谋长安守仁的工作，以及孙渡的直属警卫部队营、连、排长工作。
2、 抓紧情报工作。利用与参谋长安守仁及参谋处人员熟悉的条件，特别是同少校情报参谋张启宇的密切关系，及时收集军事情报，配合我军作战。
3、 掩护和营救我方人员的工作。利用我在军法处任职的身份和影响，以及和军法处代理处务的军法官孙彬的特殊关系多做掩护工作，尽可能想办法利用合法手段释放我方被抓、被俘人员。当然，除这三项重要工作外，其他如广交朋友，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泄气搭桥等应属日常工作，随时随地都要相机而行。
刘浩还向我提出目前要做的两个临时任务。头一个任务是我方在辽西解放区边沿（绥中县一个小山沟村子里）的联络站，突遭敌人袭击，我方一报务人员（姓名现已忘了）被俘，故此要我布置兵团部军法处的党外朋友，设法释放包括那个报务员在内的凡属我方被抓被俘人员（因报务员可能隐瞒了自己真实姓名，无法查清）。这样的案情一般是参谋处和军法处各自根据自己的业务和职责范围分别讯问再会同办理的。经过我从中串连，由少校情报参谋张启宇以“无确凿证据，不能定案”为由，建议作“取保释放”处理，送到军法处会稿。我再同孙彬具体商量，以军法处名义签署同意取保释放。最后报请安守仁以兵团参谋长身份批准。此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刘浩谈的第二个临时任务，就是要我亲自掩护他去北平一趟。他这次去北平身负重大责任。他来锦州时化名60军某部少校军需官赵某，由杨重给他办理的通行证。但由于近期军运紧张，对于过往军人控制严格，已规定从锦州到山海关方向去火车票，须有兵团以上机关的证明方能买到。故由我在请假去北平的同时，一并通过安守仁的关系批准购票，我还给刘浩换上一套自制的高级英国毛料军服穿上。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与刘浩到达后，还临时借住在安守仁的家中——北平王大人胡同60号，与安的胞弟安守礼同住，使刘浩得以顺利去到景山附近的叶公馆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情况。他并把我在锦州动身前拿给他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材料当面交给了叶剑英同志，这份材料是兵团司令部印发给各军、师和直属各处的“极机密”文件，内有辽西、热河地区敌军以上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驻地兵力分布和说明的表册，并附有多幅明细地图。这份文件是我向孙彬直接要来的，他交给我的时候，还把封面右角写有“军法处”3个小字撕去，我拿到后立即交给刘浩。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份情报报到东北军区，曾起过很大作用。当情报拿出后，我也有过担心，按说这种文件发下后，一定时期是要由上级收回的，到时军法处缴不出来，说不定会连累了孙彬。但始终无人过问此事，如果军法处那个老处长不称病在上海，这样的文件我怕是无法弄到手的。这也说明在敌军中做秘密工作是有许多空子可钻的。
还有一件事，从北平返回锦州之前，刘浩让我带一位女同志到东北去，并说须以夫妇名义作为掩护。我说:“这不行，碰到熟人怎么办？他们都知道我没有家属。而且到锦州后，即使编造一套我们的关系，她离开后，我向熟人怎么解释？”由于我的坚持，这件事也就没有再提起。根据地下工作的纪律，我也不能过问这件事的原委如何。
   

zgx540612

与孙渡接触过的人多称赞他“博学多才”，“谈吐风雅”，有“儒将”风彩。孙渡有陆军小学及讲武学校的学历，有多年带兵作战的经验。他好读书，就是在戎马倥偬的行军途中，也少不了一匹骡马为他驮书。他的读物有：《孙子兵法》、“中外战史”、各兵种《操典》以及社会科学、文艺杂志。
    “孙渡与鲁道源平时互相谏诤；战时互相信赖。1940年卢汉回滇新组第一集团军时，将鲁道源调升第五军副军长。鲁道源认为此事是卢汉用明升暗降之计解除他的师长兵权而大发牢骚，要与卢汉决裂。孙渡不假辞色地指责他“意义用事”，劝他“静以制动”，待机重握兵权。鲁道源才到军部就职。
    “鲁道源，字子泉，自号铁翁。云南省昌宁县人，云南讲武学校第十三期毕业，中等身材，紫檀面色，虎背熊腰，说起话来虎虎生风，令人望而生畏。
    “1938年8月部队由昆明出发，鲁道源正患急性胃炎留昆明治疗，部队由副师长马崟统率沿京滇（不是现在的北京到云南公路，而是当是南京到云南的公路，相当于现在“上海——云南”的210国道之上！）公路徒步开赴前线保卫武汉。10月底到达长沙时，蒋介石已下令放弃武汉，五十八军奉令沿崇阳——通山公路布防，掩护武汉守军撤退。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后，为扩大外围据点，以部分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窜犯通山、崇阳。新十一师官兵未经战阵，乍受敌军猛烈炮火轰击，就放弃阵地，反身奔回长沙，经集团军总部收容集中到醴陵待命。为此，军事委员会除给孙渡记过处分之外，还撤销了新编第十一师的番号。到1939年春南昌会战后才正式恢复番号。
    “在昆明养病的鲁道源得知情况，引为奇耻大辱，立即带病赶到醴陵，曾多番函电恳请龙云及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转请军事委员会准予恢复番号，戴罪立功。
    “1939年春，五十八军奉命开赴赣北，侧击沿南浔铁路南犯之敌。部队由醴陵出发，经浏阳、越茂竹山至铜鼓，又向南到达靖安时，南昌已告失守。部队即在锦江南岸布防，相机袭击江北敌军。师部驻在高安县所属的金堆罗。鲁道源以逸待劳，抽调各团连排长、军士集中作短期训练，按步兵操典要求，严肃军纪、风纪，一再激厉官兵“为抗日救国而死，虽死犹荣，立功受奖，逃亡者杀！”由此，士气更振。
    “1939年至1940年在锦江防守战斗中，鲁道源发扬滇军吃苦耐劳、善于爬山涉水的优点，经常组织小部队于夜间涉水渡江奇袭敌人，或伏击由靖安、奉新进出南昌的敌军车辆，虏获上交了不少战利品，因而受到战区及军事委员会多次嘉奖。
    “鲁道源治军强调军民合作的鱼水关系。他常对官兵说：我们吃的要靠老百姓供给，宿营要住老百姓的房子，行军要靠老百姓作向导，伤兵要靠老百姓抬担架运送，敌情要靠老百姓报告……我们军队是游动的鱼；老百姓是潭活水。鱼离开水就会死去，军队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战胜敌人。每次部队开拔，必命政工人员随同先遣设营人员作前导，安抚战地居民；离开宿营地时，以军风纪纠察队殿后，凡查出借物不还，估买强占破坏军民合作关系的人和事都作严肃处置。部队调到后方休息整顿时，就由部队的“春秋剧团”演出京戏或话剧与群众联欢，邀请乡老座谈。同时，平整乡村道路，打扫清洁卫生，军医处免费为老百姓治病。1941年春，军部驻湘北南江桥附近的君子堂村时，邹姓中年房东患腹肿病卧床不起，多方医治无效，家人忧伤，邻人为之焦急。鲁道源嘱咐军医处长朱兆麟（云南会泽人，云南大学医学系毕业生）悉心为他治疗。朱兆麟吩咐患者家属将仰卧竹床的病人抬入医院，在病人腹部插一个管子，排放出大盆腥臭腹水，肿胀顿时消失。服药之后，数日即告痊愈，乡亲奔走相告，传为佳话。
    “鲁道源有多方面的生活情趣。唱、演京戏《霸王别姬》和《盗御马》中的黑头，嗓音洪亮，字正腔圆，颇有京戏泰斗金少山的韵味。因此，他驻军江西樟树镇时，买了八蟒八靠的京戏剧装八大箱；又聘民间演唱京戏的文、武、须生、青衣、花旦的艺人作教员，从各营连中挑十四五岁的小兵学习排练演唱，组成京戏队；另接纳沦陷区流亡的知识青年组成话剧队，编演救亡剧目，统名“春秋剧团”，自兼团长，由他的秘书任副团长负责统率。部队在前方作战时，剧团在后方排练，部队撤到后方休整时，既公演慰劳军民。鲁道源爱习武术，部队调到后方休整时，每天早晨必集合各处官佐教习太极拳。军书旁务之暇，他常与参谋长鲁元（云南省剑川人）、军法处长李屏苍（云南省大理人）研习诗句，相互唱和。更喜爱书法，每日必临摹钟鼎，大小篆各种碑贴十数张。他写的字有骨有肉，遒劲有力。驻军南江桥时曾携幕僚攀登巍然屹立湘鄂之间的幕阜山，凭吊三国周郎赤壁鏖兵的英雄业绩。游罢归来，即兴手书“雄霸南天”四个长宽丈三的篆书大字，交秘书率石工四名上山镌刻于山巅的百丈峭壁上，寄寓他的雄心壮志。
    “孙渡与鲁道源统率五十八军，可谓“文经武纬”，相得益彰。在赣北、湘北的历次攻防战斗获得了“常胜军”的荣誉称号。特别是1942年初3次长沙会战时影珠山的堵截战斗，更打得有声有色，留下了云南三迤健儿浴血奋战、杀伤大量侵略军的光荣战绩。在影珠山掩埋的坟场称万人冢。
    “1940年12月，五十八军由赣北调湖南。4日，新十师师长高振鸿失九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立即电令孙渡，命副军长鲁道源即率新十一师收复九岭。鲁到前方后，收容新十师部队，指挥二十八团苏向文部、二十九团龙沛霖部于九日攻占宝盖山及龙华山。10日，并指挥新十一师茅嘉谷等团向九岭反攻。友军一三三师攻占杨白尖，侧击九岭之敌，敌不支败退。11日九岭全线阵地收复，敌回窜通城。战区长官部得到捷报，撤了新十师师长高振鸿的职，命鲁道源兼任新十师师长。
    “敌军企图攻下九岭沿平浏公路进犯长沙的计划未逞，又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由鄂南的咸宁沿粤汉铁路南下进犯长沙，随即与我方防守新墙河的部队九十九军（广西部队）发生激战。五十八军奉命增援，固守新墙河以迟滞敌军。激战4个日夜，我负伤官兵源源送到师指挥所，鲁道源亲自一一慰问。25日拂晓，敌军在飞机掩护下突破友军阵地直趋长沙。揭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战区司令部采取“口袋”战术诱敌深入。当我军迟滞敌人于新墙河畔的5个日夜里，战区即做好保卫长沙的准备工作，于是命令前线部队避开敌军主力迂回敌后，截断敌方补给线，尾随至距长沙约50公里的山岳地区，二十军（四川部队）占领古华山；五十八军居中占领东西影珠山；九十九军占领明月山堵死敌军退路——影珠山与明月山之间的栗桥大道及影珠山与古华山之间的福临铺大道。
    “1942年1月3日，侵入长沙郊区的敌军在我岳麓山炮兵火力的压制下，又遭我保卫长沙部队猛烈攻击，敌军在伤亡枕藉、又无补给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攻占长沙计划，返身撤退。
    “影珠山高500余米，周沿30余里。山上茂林修竹，郁郁苍苍，千百户农家散居山坳。东影珠山巅有三间青瓦白壁的庙宇。五十八军的军指挥所及新十师的师指挥所就设在庙宇上下。
    “1942年1月3日下午，隆隆的炮声自长沙方向传来，由远而近。入夜，北风呼啸，敌我双方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与风声相应和，有如疾风骤雨，又似潮水拍岸，彻夜不停。白天，枪炮声沉寂时，膏药牌的飞机就窜入阵地上空，擦着山岭盘旋侦察，连续四日。7日午夜，敌方阵地上连续朝我影珠山发射耀眼的照明弹，继之，一股日军亡命地从我军山脚下的防御薄弱地段冒上了影珠山，与我警戒部队短兵相接。在这紧要关头，孙渡镇定自若，手握电话筒与左右友军联系，调动各属山下部队合力出击敌军；鲁道源冒着弹雨指挥警卫，以旺盛火力居高临下压制窜上山来的敌人。鏖战至8日拂晓，终将窜上影珠山的千数敌人全部歼灭。俘虏钻进红薯地窑及荆棘丛中的日本士兵21名，旭日东升清扫战场，山沟山坳中，道路上堆积着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
    “会战告捷后，五十八军调驻长沙市东北的枫林市休整，《阵中日报》的战地记者伏笑雨，《中央日报》的战地记者胡定芬，《扫荡报》战地记者王淮冰等报道了五十八军将士浴血奋战影珠山，杀伤大量侵略军的战绩。中央电影制片厂还到枫林市拍摄了《影珠喋血》的镜头。
    “1943年3月以后，五十八军继续参加了长衡会战及宁岗、永新、遂川战役，直至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鲁道源奉命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进入南昌受降。日寇野战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兼第十一军笠原幸雄率领师旅团长前来接受命令，对我方之规定，只能答应“是”，不能说半个“不”字，我国人民抗战八年，洗雪了近百年来被侵略、被侮辱的耻辱，人民的功绩，应永垂史册！”

zgx540612

这做为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见证叙述，不仅将孙渡这个“儒将”的信、义、智、勇、忠儒雅和惜爱精神，就此上升到了一个“政论军事家”的战略家高度，同时又把个“一统·一体”的作战艺术风格，就此体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区位上！
      而正是他这种淋漓尽致的区位精神作用和鼓舞，在1943年11月1日，侵华日军调集10万之众，对湖南的又一重镇常德发动进攻期间。当时守城部队与之激战7天，曾两度被其攻占时，为了从侵华日军手中夺回这座靠近湘西的重要城市，孙部再次临危受命，全体士兵们勇猛如虎，不畏生死地高声大喊着“杀——”而地动天摇地率先攻入常德，配合整个战役一总打死打伤侵华日军23200余人。入城先锋58军第10师，在云南宣威师长侯振邦的率领下，站在俘获的日军坦克上庄严宣告：
“常德胜利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捷报传到政府首脑机关，一片欢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立即致电祝贺，说：
“这是滇军继台儿庄大捷、中条山杀敌之后，又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至此，孙所率的部队，共参加了全国22次抗日大会战的其中八次，抗战7年零半月，消灭日军10万之众，而自己伤亡不到8万，在40个集团军中，成为斩获最多，伤亡最小的集团军，成了云南出征部队参战最多、地域最广，继滇60军台儿庄大捷回滇镇守后，在抗日前线取得成就最多的高级指挥官之一，为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做出了云南三迤健儿应有的伟大贡献！
其不仅宏扬了国威、体现了全滇人民的抗战决心和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云南大山百折不挠、学习不止的勇往直前精神……并以这种精神，在世界和中国取得长期、全面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代表云南人民让58军获得了代表国家第9战区于南昌接受日军投降、新3军于九江接受日军投降的殊荣，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搏取胜利的喜悦里！
然而，也就是在他沉缅于喜悦之中，将军事家们那句共同格言挂在嘴上说：“会笑者，最后笑，而最后笑才是真笑。当前是中华民族笑的时候了！”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却猛地击在了他的头上——从云南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他的体己和至交、省主席龙云被解除在滇各职，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当院长；
·同时，全国军队进行缩编：新3军撤销，58军缩为一师，番号58师。（此后，该军一直被隶属于薛岳中央军名下留守中原，未于归滇建制直至被解放战争被刘邓野战大军歼灭！）
·孙本人做为原入国府领衔总都督唐继尧的连襟、龙云幕僚集团核心支柱人物，如龙云一样被“冷处理”已成定局。因此，他原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被撤销，以归建滇60、93军名义“升任”东北滇军副总指挥和司令官，以协调“剿共”的内战！！
对此，一些不平之士叹息说：日本亡国，云南亡省，终于完成了蒋大总统“拆散云系，消灭滇军”的心愿。
由于58师被挟留在内地“中央军”内，新3军也不复存在，滇60、93军被调东北后又被打乱建制分驻各地归当地中央军辖制，孙顿时被拆离了自己一手建立、亲自指挥长成的队伍，成了一个脱土离根的光杆司令。升任东北“剿匪”打内战，想想当年对红军的“剿匪”中自己明里暗中当“关云长”影象与感情，再加上蒋对他与滇政府历史关系的猜忌利用，他内心里十二分地不愿意！虽在这上让他兼任第三兵团司令，不久又改为辖93军和60军的第六兵团司令。但，这都无法释怀他对蒋阴险“拆散云系，消灭滇军”在内心的阴影，更客观上加深了他长期以来不愿参加内战的心结和“归隐不世”的信念。在这种冷落与猜忌、内心抵制同在的心念·心结下，又加之滇军内部地下党组织一再地与他进行乡谊联络和秘密策反，使他始终摇摆在起义与“滇军结义”的心绪之下更加纠节不已……东北两年，做为“司令”，他基本是用当年“徐庶进曹营”的消极心态来推托常务，从未主动（也不可能）筹谋和介入指挥过一场战斗！
而在对共产革命方面，他也采取了同样一言不发的态度。下面，是他当年秘书地下党员杨守沫对此事的一段回忆描述：
    ……我见到孙渡时，怀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这位在抗日战争中曾是我作为长期统战对象的滇军将领，在被迫参加内战后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但是稍坐片刻，仅仅谈了点家乡的情况（孙和我是同乡姻亲关系），同他非常接近的少将参谋处长安守仁进来（当时的中将参谋长翁国柱和中将副司令陈铁驻守锦州），孙渡就把话题转到人物讨论方面。抗日战争中他贬斥过薛岳、罗卓英、杨森之流（都是指挥过孙渡的上级），称赞过毛泽东“文章写得好，军事指挥强”，还说张发奎也有能耐。这次他忽然又赞扬了张学良，把张抬得很高地说：“中国将领中张学良是个不一般的人物。”流露出对张的钦佩。在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内战日趋扩大的此时此地，孙渡忽然谈到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引起我的注意。当时安守仁未便搭腔，我也不好插话。但是作为来东北后初次见孙渡的第一印象，对我工作的内容是很深刻的。

zgx540612

zgx540612 发表于 2015-10-9 19:49
这做为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见证叙述，不仅将孙渡这个“儒将”的信、义、智、勇、忠儒雅和惜爱精神，就此上升 ...

在抗战时期，孙渡和安守仁都是我的工作对象，比较开明进步，对抗日战争态度坚决，今后在新的内战形势中，如何做他们的工作，对我是一个新的课题。孙渡同意我到军法处工作，这职务对我今后的秘密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能和我交结7年的知己好友孙彬共事，朝夕相处，不仅安全可靠，我的工作也会得到他的支援和帮助。
    我从朝阳回到锦州不久，就同在93军暂22师新任团长的我地下党负责人张士明见面，他是特地到锦州来同我相会的。这时我才知道，中央从延安直接派刘浩来领导60、93军两个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刘在三个多月以前就已经越过封锁线到锦西同张士明见面，接上了组织关系，现在刘浩可能在吉林杨重那里。张士明除对我传达了刘浩所谈的中央指示精神和有关情况以及今后的八项具体任务外，还告诉我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好消息，93军来东北之初，仅13天，即1946年5月17日，驻在辽西绥中县前卫、前所一线的暂编18师3团（张士明当时任该团副团长）7连连长陈禄和白华，在张士明平日的教育和影响下，已自发地率领全连官兵起义，投向人民怀抱。这在当时的冀热辽解放区是家喻户晓的新闻，在蒋管区则被严密封锁消息，对卢浚泉也是当头一棒，暂18师师长也因此藉故被撤换下来。我也向张士明汇报了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辗转来东北的经过，以及见到孙渡的情况和我在兵团司令部军法处任职等情况。同时向他提出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即迅速解决原58军司令部辎重营营长范啸谷的党组织问题。因远在1942年我第一次回滇，在云南建水向方正同志汇报情况及请示工作时，就提出范啸谷的问题。方正已同意可以发展入党，但是在我返回江西途中，范已被58军司令部选送到“成都高等步兵学校”受训去了，使我未能同他见面作一次正式谈话，履行入党手续。以后范在成都步校毕业，被分配到昆明“中央军校第五分校”任职，后又到60军工作。我已知他随队来到东北，现在该军545团任副团长，急需去吉林一趟找到60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同志，把范的组织问题尽快解决。张士明表示同意。与张分手后，我就赶快动身，独自乘火车穿过国民党占据的沈阳、长春到达吉林。见到杨重后，同他谈了范的问题。他们对范到60军后的情况也有所了解，遂决定由我直接到545团去同范先谈一次话，详细了解他几年来的思想情况。如无问题，即同他到吉林来。第二天我即乘火车到烟囱山545团找到范啸谷，革命的情谊使我们充满久别重逢的喜悦，并夜以继日地谈了两天，才一同来到吉林。我把范啸谷正式介绍给杨重，当晚杨重又和范谈了一次话，即由60军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范啸谷为中共党员。多年愿望得以实现的范啸谷无比激动，我也为初到东北就了却了这桩心事，并为60军地下党组织增添一份力量而深感欣慰。
1947年1月，我从吉林返回锦州不久，刘浩同志就找我来了。我同他曾是初中时的同学，又同在云南罗平一个小学当教师，同住一间宿舍，共同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工作，彼此非常接近，很是了解。半年后，我们分手。1942年我由云南建水返回江西途中曾在重庆与他不期而遇，此后又是天南地北，杳无音信。想不到这次各自阅历万里风尘，又在遥远的东北战场相会，这缘分直使我欣喜万分。他肩负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从延安经辽西通过封锁线，闯进敌营与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领导滇军中历时8年后保存下来的地下党组织，今后他将进出于敌区封锁线，来往在60军与93军两个敌营之间开展活动。   
我是93军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成员，但我的公开职务在锦州敌兵团司令部，从两个军各方面的关系和地理位置上看，对今后刘浩的活动，我这里实际可以起到中间站的作用（事实上刘浩当时也是利用我在锦州的有利条件而这样做的）。他每次到张士明那里之前或之后，往往都到锦州停留，向我直接传达任务，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因此我和张士明的接触反而就少了。
刘浩此次来，在锦州同我住了好几天，经常进出于卫兵荷枪实弹、大门警卫森严的兵团司令部大楼。他同和我关系密切的孙彬等人也有接触，我还带他到外面各处走走，熟悉一下环境，也曾邀他到锦州老城区的千年古塔下密谈，当时的古塔四周是极为僻静的地方。刘浩向我谈了在延安接受任务的经过，中央首长对滇军的重视，临来时，少奇、朱德同志的谆谆嘱托；初到北平后，叶剑英、李克农同志的亲切关怀，专为他进入敌占区做了具体布置的详情；同时还谈了他化装通过封锁线到达锦西和抚顺，先后与93军张士明、60军杨重接上组织关系的经过以及向他们传达中央对滇军工作的指示，布置开展滇军工作的8项任务的详情。我也向刘浩汇报了抗战期间我在滇军工作7年的大致情况，同孙渡及其周围有关人员建立的关系，以及今后可能在我们工作中可以利用的条件等。根据我的具体情况，经过几次研究，决定我今后在8项任务的范围内，重点抓以下三项工作：
1、 继续做好孙渡的工作。包括孙最信任的参谋长安守仁的工作，以及孙渡的直属警卫部队营、连、排长工作。
2、 抓紧情报工作。利用与参谋长安守仁及参谋处人员熟悉的条件，特别是同少校情报参谋张启宇的密切关系，及时收集军事情报，配合我军作战。
3、 掩护和营救我方人员的工作。利用我在军法处任职的身份和影响，以及和军法处代理处务的军法官孙彬的特殊关系多做掩护工作，尽可能想办法利用合法手段释放我方被抓、被俘人员。当然，除这三项重要工作外，其他如广交朋友，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泄气搭桥等应属日常工作，随时随地都要相机而行。
刘浩还向我提出目前要做的两个临时任务。头一个任务是我方在辽西解放区边沿（绥中县一个小山沟村子里）的联络站，突遭敌人袭击，我方一报务人员（姓名现已忘了）被俘，故此要我布置兵团部军法处的党外朋友，设法释放包括那个报务员在内的凡属我方被抓被俘人员（因报务员可能隐瞒了自己真实姓名，无法查清）。这样的案情一般是参谋处和军法处各自根据自己的业务和职责范围分别讯问再会同办理的。经过我从中串连，由少校情报参谋张启宇以“无确凿证据，不能定案”为由，建议作“取保释放”处理，送到军法处会稿。我再同孙彬具体商量，以军法处名义签署同意取保释放。最后报请安守仁以兵团参谋长身份批准。此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刘浩谈的第二个临时任务，就是要我亲自掩护他去北平一趟。他这次去北平身负重大责任。他来锦州时化名60军某部少校军需官赵某，由杨重给他办理的通行证。但由于近期军运紧张，对于过往军人控制严格，已规定从锦州到山海关方向去火车票，须有兵团以上机关的证明方能买到。故由我在请假去北平的同时，一并通过安守仁的关系批准购票，我还给刘浩换上一套自制的高级英国毛料军服穿上。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与刘浩到达后，还临时借住在安守仁的家中——北平王大人胡同60号，与安的胞弟安守礼同住，使刘浩得以顺利去到景山附近的叶公馆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情况。他并把我在锦州动身前拿给他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材料当面交给了叶剑英同志，这份材料是兵团司令部印发给各军、师和直属各处的“极机密”文件，内有辽西、热河地区敌军以上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驻地兵力分布和说明的表册，并附有多幅明细地图。这份文件是我向孙彬直接要来的，他交给我的时候，还把封面右角写有“军法处”3个小字撕去，我拿到后立即交给刘浩。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份情报报到东北军区，曾起过很大作用。当情报拿出后，我也有过担心，按说这种文件发下后，一定时期是要由上级收回的，到时军法处缴不出来，说不定会连累了孙彬。但始终无人过问此事，如果军法处那个老处长不称病在上海，这样的文件我怕是无法弄到手的。这也说明在敌军中做秘密工作是有许多空子可钻的。
还有一件事，从北平返回锦州之前，刘浩让我带一位女同志到东北去，并说须以夫妇名义作为掩护。我说:“这不行，碰到熟人怎么办？他们都知道我没有家属。而且到锦州后，即使编造一套我们的关系，她离开后，我向熟人怎么解释？”由于我的坚持，这件事也就没有再提起。根据地下工作的纪律，我也不能过问这件事的原委如何。
    我从北平回到锦州后，首先忙着把买来的美国收音机安放在兵团部大楼底层我的个人宿舍里，准备每晚收听外部新闻。可是效果不佳。我就找来参谋处的张启宇帮我检查。他看了一会说：“附近的干扰太大，需要在室外高处安装一个大型的天线才成。”为此，我们在大楼找到一根两丈多长的大木杆，几个人费了好大气力，才抬上大楼顶层一个过去日本人专门建筑的了望塔上（几个大喇叭都还安在上面，可能是音响警报器），再弄来一些金属线，沿着木杆的一端，绕成一个很大的蛛网式天线，树立在了望塔的顶上。忙了大半天，才完成这项工作，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收听效果。在大楼外面一看，了望塔正好是在司令部大营门的楼上，从远处望去，新竖立起来的那根粗大的天线耸立在大门顶端的了望塔上，就像一根旗杆插在那里，显得十分突出，但是事后也无人注意。我所以把这件事记下来，是想说明敌军当时对这件事的麻痹。或许有人查问过这件事，但听说是我搞的，也就不管了。这也说明我们过去遵照党的指示，在国民党军内部要广交朋友争取提高社会地位以利工作的指示，是正确的。

zgx540612

zgx540612 发表于 2015-10-9 19:50
在抗战时期，孙渡和安守仁都是我的工作对象，比较开明进步，对抗日战争态度坚决，今后在新的内战形势中， ...

张启宇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不过那时并不认识。但这种关系往往能成为后来接近的媒介。他在抗战初期，是个典型的爱国青年学生，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到前线参战。他天真地响应国民党的号召，参加了准备出国远征的“青年军”，后来证明是上当受骗，才辗转来到江西孙渡指挥的滇军副总部工作，我们得以相识。当时他思想上有些迷惘，但热情豪爽，富于正义感，嫉恶如仇，敢说敢做，逐渐成为我选中的统战工作对象。到东北后，他在政治方面已较明确、敏感，就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需要，我遂把他作为争取对象。事实上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部分的军事情报也都是他提供给我的。整个兵团参谋处的各个方面情况，通过他经常的反映，我几乎了如指掌。后来张启宇调兵团部直属高射机枪连任少校连长，60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因故派来党员詹玉田（詹伟）等同志到锦州，要我掩护他们一个时期，我就把他们交给张启宇，安置在高机连住下，负责他们安全，从未出过差错。
除孙彬和张启宇俩人外，我当时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兵团司令部特务团第一营营长钱世珍。他是我们陆良同乡，也是我中学时候就认识的同学，抗日战争时他在58军任孙渡的警卫连长。我回云南那次，他就为我寻找过散失的马列主义书籍并代为保存。抗战时期曾多次邀我去给他们全连官兵讲课。他现在掌握的这个营，是孙渡的“近卫营”，直接负责孙渡的安全。所以我有意同他接近，结为棋友，约定每周到他营部下3盘棋，并在他那里吃饭谈天。钱的顶头上司，特务团长王有春也经常主动同我接触，不时请我和孙渡的副官到他团部作客。但他思想反动，虚伪成性，我只是表面上同他敷衍应酬，在秘密工作的环境里，这种应酬也是很需要的。总之，除孙彬、张启宇、钱世珍三人我经常接触，多做工作外，对孙渡和他的参谋长安守仁这两个抗战时期的统战对象怎么着手工作，还在考虑之中。
这年春天，军法处长黄冠五在观察了近一年的时间后，终于判断到东北“无事且能发财”，于是销了“病假”从上海到锦州领职，收回了孙彬代理处长的权力。这对我的工作当然产生不利的因素，但过了不久，第六兵团指挥所撤消，孙渡回到锦州之后，兵团部奉令成立新闻处，编制比较大。孙渡即任命他的办公厅主任胡某兼新闻处长，调升陈大铨任一科（组织）科长，我也由军法官调升为新闻处二科（宣传）科长，下设一个宣传队，少校队长为毕某。这些都是原在58军，以后又到第一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任职的老相识，对我来说，新的职务和工作环境显然比在军法处要好得多了。在搜集敌情方面，不论是业务范围内的接触，或对外活动的机会，都比在军法处要方便和广泛得多。特别是通过参加以兵团司令部名义定期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得到的敌情，虽然比较普通，但却非常丰富。
这个“联席会议”，孙渡本人从未参加过，均由其参谋长安守仁主持召开。参加会议的成员，除兵团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或情报科长代），新闻处长（或中校秘书代）外，还有93军移驻锦州市后的军参谋长（或参谋处长）、“军警督查处”、“城防工事委员会”、“宪兵队”、“交警队”、锦州铁路局，以及锦州市长、锦县县长，市、县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市、县党部和市、县三青团负责人，还有其他不知名的特务机构人员，坐满了会议大厅。会议内容主要是介绍“敌方”活动情况，修筑城防工程及其它与地方有关事项，如征工、征料等，市内、县内治安情况，以及民众思想情绪和动态。地方向军队提出的要求，如维持交通、保护治安、掩护收割，还有沈阳方面对锦州方面的指示等等。会议主持人的发言提纲，由兵团参谋处准备，会议记录及有关问题的整理，则由兵团新闻处负责。新闻处的组织科长和宣传科长均被指定为联席会议的常任秘书，通过这个会议，能经常了解锦州市区内外的全部状况，可以分析研究敌方党政军民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动态，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情报。有的消息对我们的工作可以起到警报的作用。比如有个时期，驻锦州的某特工机构，就多次在会议上喋喋不休地汇报他们侦察到锦州市区内有一部地下秘密电台，他们根据该电台的呼号，已判明方位，但尚未侦察到电台的准确地点。他们声称正采取有效手段，定将一举破获该秘密电台云云。由于当时我们在敌军中秘密工作的纪律，绝对不能与地方的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所以某些对锦州地下党可能是有用的情报，我们虽然有所掌握，也不能及时直接转给他们。
在这个联席会议上，不止一次地有人提出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共产党分子的活动，并说也许在我们这个会上就有共产党分子坐在里面。这一点倒被他们说着了，我这个共产党员不就是联席会议的常任秘书之一吗？
1947年5月前后，刘浩第二次来到锦州，同我谈了当前形势、东北战局以及我们的工作情况和任务之后，他再次向我谈到做孙渡工作的问题。为此先讲了他两次见到93军军长卢浚泉的谈话经过。卢对刘说：“滇军是受国民党中央的排挤，被迫到东北打内战的，如果和平谈判成功，不打仗就好了。”又说：“滇军到东北就受特务监视，部队被分割开，要是采取行动，就会影响到云南。”还说：“内战要是全面打起来，蒋介石兵力大，装备好，有美国支持，恐怕你们打不赢。”卢的这些话，做出反对蒋介石的样子，暴露了他维护同卢汉利害一致的关系，夸大蒋介石的力量，拒绝朱总司令写信对他的开导和争取。经刘浩以友好交谈的方式据理反驳后，他仍推脱说，他是不想打仗的，但他的威望不够，建议刘浩去找孙渡，争取孙渡出来号召和领导起义，他一定拥护。实际他是把球踢到孙渡那里。刘浩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中央同意，经剑英同志指示，要刘浩设法去见孙渡，做争取孙渡的工作。听了刘浩的介绍，我和他研究，认为孙渡不仅没有同卢汉个人利害关系的牵扯，也没有卢浚泉那样盲目估计敌我力量悬殊，最终我方必败的看法。同时根据孙渡的为人，也勿需像初次去见卢浚泉那样戒备。刘浩当即决定先让我出面去见孙渡，并把见面方式、措辞和注意事项交代清楚，要我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第二天由我向孙渡转达，争取安排孙渡对他的接见。
当晚我返回宿舍，考虑明天去见孙渡的问题，不禁兴奋异常，也充满希望。联想到早年在抗战时期，我曾和孙渡谈过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看法，还具体问过他，在苏德战争中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谁胜谁负的估计，孙渡不是也很直率地发表过他的见解吗？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我的地位与那时不同，年龄也增长了，他根据过去对我的印象，不难揣想我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倾向。过去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做过许多工作，今天不正是到了需要检验的时候了吗？想到此，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决定借这个机会冒险地超过刘浩给我的任务范围，在转达刘浩求见孙渡这件事的同时，向孙渡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想孙渡不见得就据此觉察出我的政治面目，无非认为我仍然是一个思想比较左倾，有些“过激”的青年而已。现在看来我这个想法是有些冒失，甚至有些违反工作纪律。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孙渡即使有所怀疑，也不会对我进行追查或加害于我的。
第二天我去见孙渡。为避免客厅大屏风后面还有警卫人员走过，听到谈话内容，我把要讲的话预先写在一页纸上。大意是：昨天有一个和我分别多年的初中时期同学，突然找到我，自称他是从延安专程来的中共中央代表，携有他们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求见“钧座”，有事面陈，要我代为转达。该代表是云南罗平人，确系我早年很熟悉的一个同学，与我见面后，除上述情况外未谈及其他，如能接见，我当负责把他带来一谈。我估计是他们为争取滇军走海城起义道路而来的，我想“钧座”是否也已经到了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机了......
见到孙渡，坐下之后，我把写有上述内容的信纸递给他。他先浏览一眼，又仔细阅读一遍，然后递还给我。我接过后，把信纸折叠起来，放进桌上的烟灰缸里，燃起一根火柴，小心地把信纸烧尽，然后转过头来看看孙渡，等待他的答复。可能在看信和我烧信的时间，他就考虑了，所以他似乎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你告诉他，我同情他们，但我目前有困难，来的人就不用见了。”这三句短语，可概括为6个字：“同情、困难、不见。”我稍微犹豫一下，小声地问道：“那个代表说，他带有朱德的亲笔信，是不是拿来看看？”孙渡立即说：“可以。”我站起身说：“我就去拿来。”然后退出，径直走到刘浩住的旅店楼上房间里。刘浩正同陆飞翻阅着一封刚写好的信，一见我就问：“同孙谈了没有？”我说：“谈过了，我就是从他那里直接来的。”他又问：“你出来后到这里的路上，注意到有人跟踪你没有？”他这样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我笑着说：“放心吧，孙渡根本不是搞那种动作的人。”接着，我把同孙渡谈话的内容和经过情况原原本本向刘浩作了汇报。刘听过之后说：“他能做出同情我们的表示也就很不错了，他不愿见我，也听其自然吧。”我说：“孙渡讲他目前有困难也是实情，他同云南卢汉有矛盾，93军虽然归他指挥，但如果孙渡真要行动，卢浚泉能听他的吗？”当刘浩把一封以朱老总的名义写给孙渡的信拿出来时，我一看不是朱老总的亲笔，而且是用硬纸钢笔书写的，有点不得体。我说：“这不行，会使孙渡产生疑虑。孙渡很早就认识朱老总了。再说，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曾多次制版刊登过朱总诗词的墨迹和签名，孙渡也都看过，是很容易识别的。”刘浩说：“朱老总原来只写了给卢浚泉和曾泽生的信，这好办，我马上就去北平向叶剑英同志反映，利用军调部去延安的飞机，向朱总汇报孙渡的情况，几天的功夫，就会有朱总的亲笔信送来。”我说：“刚才我对孙渡说是来拿信的，现在最快还得个把星期才能拿到，我回去怎么向他解释呢？”机智的刘浩立即想出办法。他让我去对孙渡说：“为了安全起见，那封信未便随身带来，须专门到存放信件的地方取来，再交给我送呈。”我说：“这倒是可以的。我即去向孙渡说明，不过亲笔信要尽快拿来，越早越好。”说完，我又匆匆赶回去见孙渡。我按照刘浩教给我的话向他说了，孙渡又“恩”了一声表示知道了，然后是短时间的沉默，接着就主动地提出三个问题要我去问问“他们”。一个是现在中共军队中有朝鲜部队，如李红光支队，是怎么回事？他们同中共军队是什么关系？另一个问题是解放区正在搞土地改革，是不是有过火的地方？放任群众不加区别地进行斗争和“清算”，据说很厉害，死人不少，这是中共的现行政策，还是群众的自发行为（大意如此）？第三是什么问题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对这些问题是孙渡真想知道个究竟如何呢，还是有他自己的观点而明知故问，我当时也难以判断。不过他说话的语气是比较温和的。反正我觉得问题很大，也不怎么明白，只对孙说：“我去问问他们，看是怎么解释。”孙渡不再说什么，我即退出回来……

zgx540612

zgx540612 发表于 2015-10-9 19:50
张启宇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不过那时并不认识。但这种关系往往能成为后来接近的媒介。他在抗战初期，是 ...

对此，蒋对他很感很失望但又怕将他彻底逼到地下党的怀抱里去而不得利用，于是在1948年6月又将他调任热河省政府主席想将他强行拖入内战。可幸运的是，接任中原热河省主席时原省主席并不让位，孙也看破蒋这其中的“鸿门宴阴谋”。当即借机佯装“知趣”模样，只身带着自己的警卫营移驻别地，离开了这个战争与私利争斗的是非之地……因其在抗战结束之后蒋的解职调任中多次落空，又加上他本意不愿参加内战，曾多次向蒋表达要“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之意。蒋曾动员和拖拉他到台湾谋事，可他都婉辞恳求说：“我有家小，惟有留下。”蒋介石看他隐意坚决，又念及其前昔抗日战功和名气，给他20两黄金养老，说：“败局已定，留下备用。”但，他又婉言不要以避趟入浑水！而同年11月热河即被解放，他以“光杆司令”的身份回到重庆，象龙云一样担任起了行使“管理上将将军们”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一片国土翻红的日子里，于1949年12月9日，与旧国防长官张群及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石补天等一行将军乘专机回到昆明。而这天正是卢汉预备起义的日子，他自悟此行不祥，并早有“归隐不仕”的职辞故事，故没参加这一行人的活动，只儒气十足地说了番“一忠不事二主”的客套话，便怀抱一颗“归隐世外进桃源”的信趣回到了翠湖东路7号他的家里，走了一条“被边缘化”的自救道路——想：在过往的日子里，自己没与共产党过不去并自始至终回避参加内战，现政府心知肚明，对过去的事理应会得到宽容或免究。
可是，他这次却想错了：把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狭义地理解成了旧制度的“改朝换代”，只消退出是非、隐居归田就会没事的！没料到，他这样想，事实上抗战后他也真正没再参合内战世事，1951年的镇反运动，还是将他的旧身份在昆明巫家坝（此情节错误，事实现经孙夫人张灿琪证实，为其当年是在翠湖家里被带走，而不是在巫家坝被捕！谅其说来源，疑为是“巫家坝××被抓之人供出了孙渡”才较为合理。事实待考！）挖出入狱。临走时他特意换上一套新服，抱定“必死无疑！”的悲怆心结，对张夫人说：“我们的生活到此结束，您们自选生路吧！”
      此后，在长达10余年的战犯监狱里，他一直追悔当年的信仰意识，但又不想摆脱这些意识，固执地用儒教的传承来替自己辨护，经常将当年杨升庵状元充军云南时的那首被录为《三国演义》开篇的《临江仙》词挂在嘴上，经常吟诵以为安慰。其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好多事，
                                      都付笑谈中。
      同狱中战犯，对于孙经常吟诵的这首词，自表进步群而攻之，指责他坚持反动，不服改造。孙渡却问：“国共两党的纷争是哪些年代？《三国演义》上的这词又是啥时候产生的？难道数百年前的作者便能预见到今天的变化而专为我孙渡填这首词？！
问得这些曾经的战犯、武夫们无语做答，都笑他“不识实务，迂儒难解”，等着吃“好果子”无可救药了。可共产党深知他的为人与思考，并没有为难他，而是给了他一个相应级别地位的“战犯”囚禁待遇，更没有将他当“历史反革命”进行处理。这让他倍觉意外和感动，觉得共产党还是一个讲求实事、不乱扣帽子和强人所难的政府！！
      孙度过了近十年狱囚的生活，经鉴定改造良好，于1960年获国家首批大赦，并成为了云南省政协二、三届委员。
至于其有关军事思想或战争回忆等的个人自述书面材料，由于其抱定“一忠不二主”的儒教和侠义信念，虽对民国政治怀有异见，并由这种异见的流传至军而导致“滇军”先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起义，可他本人就是宁愿坚持“大隐于世，不便怨尤旧事”的退隐或边缘做法，所以不见留世，直到1967年4月在昆明过世。
其终享年72岁，先曾与其家乡陆良白岩李大管事家女儿李小四结婚，生一女未存；后与年轻时一直追崇孙而未允，直到其原配李小四逝世后，43岁才由香港前往江西与孙合卺、并因年岁太大一直未生育的唐四姑太唐芸赓及丽江相上的张灿琪成亲；留有一男二女，分别曰沛、锦，溶（因历史原因，三子一度从其母姓张，现已复本归宗为“孙”姓！）。
综其所述，孙渡之经历，很有点宋朝词人陆游当年的抗金，失落驿外之慨，兹录於下以供参考：
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堪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为尘碾做泥，只有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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